這是《宋冬：三十六曆》不是《我們：三十六曆》
一共四百三十二位「參加者」當中，年紀最大的超過八十歲（那位婆婆就坐在我的右前方），最小的只有六歲。每人面前都有一張桌子，桌子上是三十六年月曆的其中一頁。參加者不可自行選擇月份，都得聽由主辦單位安排。然而夏佳理特意走到其中一張桌子面前，坐下。在他面前的，是一九八九年六月。
除了夏佳理，會場中還有藝術家白雙全、楊秀卓、西九M+總監李立偉、當代文化中心總監黃英琦……還有數之不盡的藝圈名人。記者也是多如牛毛。主辦單位亞洲藝術文獻庫的Enoch說，單是藝術家也佔去整整半排位置。「不是因為宋冬也號召不了這麼多人！」
誠如所言。名符其實的大Project。
《宋冬：三十六曆》是2011年宋冬在亞洲藝術文獻庫（Asia Art Archive, AAA）擔任駐場藝術家期間萌生的意念。
首先，他先為1978年至2013年的三十六年，或四百三十二個月，繪畫月曆。每個月有一幅圖畫，輔以文字，描述宋冬自己的記憶，或香港、中國、乃至世界大事。
比方說，我獲分配的一九八一年八月，圖畫是行為藝術家謝德慶在打卡，文字如下：「當我還在為沒有更多的自由時間而發愁的時候，我不知道在我腳下地球的另一端，謝德慶從1980-1981年在同一個地方，每個小時打卡一次，一天24小時從不間斷持續一年。我2010年在利物浦雙年展與他再聚時，第一次看到他呈現《打卡》的文獻現場，為他呈現出未能醒來去打卡的幾張圖片所感動。」
四百三十二張排列整齊如科舉考試的桌子上，停當著一支鉛筆、一支畫筆、一盒水彩和一塊硬橡皮（沙膠）。宋冬讓參與者利用這些工具，塗抹、刪改、增添、甚至破壞自己的原作，令它成為參與者個人化的作品。雖說是「原作」，但其實那是一份複印本，真跡將由宋冬自己成批帶回家。
「甚麼是文獻？『製造文獻』也就成了我這個提問的開始。」宋冬在藝術家自述上點明作品主題。
他的話令我想作為記者的我的工作。自不待言，香港每天有各種各樣的人做著各種各樣的事，然而十年後，人們到底怎樣才能得知某事曾經發生？最直接的方法是查報紙。白紙黑字寫明，事情便算「發生過」，若無「文獻」記載，事情便是「沒有發生」。所以許多人希望報紙報道他們的事──他們不願淹沒在時間的洪流裡。
再舉一例：倘若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天安門發生過的事，在報紙上消失，那它便等於「沒有發生」。
然而它真的沒有發生過嗎？或換轉來說，文獻記載的，又一定發生過嗎？這文獻該由誰去撰寫？由誰去閱讀？抱著怎樣的目的撰寫？懷著怎樣的心情閱讀？這就是《宋冬：三十六曆》提出的問題。作品因為觀眾的參與，從單純是藝術家的產物，蛻變成觀眾與藝術家的產物。或者說，觀眾變成了藝術家；當宋冬在場館中走動，目睹觀眾在他的月曆上恣意創造，藝術家本人又變成了觀眾。宋冬把創作與製造文獻的權力，分配到每一個觀眾身上。藝術過程也從單向的「我創作你欣賞」變成雙向的對話交流，開拓藝術家與觀眾之間的嶄新關係。與此同時，宋冬透過讓觀眾的經驗從「看」藝術擴展至捋起衣袖「參與」，體現他那「藝術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藝術」的理念……
這些都是美好的想法，但會不會太過理想化呢？
雖說宋冬透過作品，把權力下放給觀眾，然而實際上，整個藝術企劃由誰主導，是一目了然的。作為「公眾」，我雖然有篡改甚至毀滅宋冬作品的權力，但那權力的先決條件仍然是宋冬的畫。換句話說，沒有宋冬先繪好的月曆，我甚麼都不是，一如找不著主人的可憐的流浪狗。
何況，公眾只有在入場一刻，才能得知自己畫的是哪一個月。在短時間內，他們根本無法仔細思索被分配的月份對自己的意義。加上宋冬的月曆內容不少與藝術相關，好像我手上的謝德慶，「他到底是誰？」我想像八十歲的阿婆或六歲的小朋友凝視這位煞有介事地打卡的先生，只能茫茫然若周口店北京人翻開霍金的《時間簡史》。
結果是，無數觀眾只能在圖上亂畫、填色，或索性把整幅作品擦成空白。還是孩子最直截了當，他們乾淨地在圖上寫道，「未出生，不明白」，或更簡潔地打個問號。權力真的分配給他們了嗎？
在2012年6月那頁，宋冬這樣寫道：「這是我看到的非常值得尊重的《文獻展》，卡若琳重塑了策展人在展覽中的重要作用，我們甚至不能用策展人來定義這個角色。就像她用『參與者』來換調『藝術家』這個稱謂。……」「名份」在藝術創作中有著不可磨滅的意義，而從展覽的名字《宋冬：三十六曆》，而非《香港人：三十六曆》、《地球人：三十六曆》、《我們：三十六曆》，或更簡單的《三十六曆》開始，它便注定只能是一台宋冬的戲。
作為參加者之一，在我繪畫的時候漸漸發現，雖然自己參與了創作過程，但我同時也可不必到場，改為跑去海洋公園而對整件作品毫無影響。我是機械中無關痛癢的齒輪，雖與其他部件緊密相連，但連結卻是淡如水的。從分派給我的1981年8月月曆，對於宋冬本人是誰，我能知道的很有限；更無法指望他從我在月曆上的塗劃，理解楊天帥是一個怎樣的人（可能是一個女人？）。畫著畫著，宋冬走到我身旁，微笑說：「很有創意。」而下一秒，他將不記得自己對哪個人說過哪句話，一如你每日握過的無數的手，點過無數次頭。上一次是跟誰握的手，對誰點的頭？你記得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真的建立起來了嗎？
雖然這樣說，然而我是喜歡宋冬的，也尊敬他。首先，若不是因為他，作為我也不可能寫這篇文章。再者，在藝術圈，許多藝術家往往自命神聖不可侵犯，作品受到批評便指罵對方「不識欣賞」。然而宋冬對於觀眾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抱持的卻是絕對開放的態度。他說，即使人們把他的人像改成豬也無所謂。（反正我也不是豬，他笑說。）今年MaD（「創不同」計劃）開幕以「人文轉向」為題，請來宋冬做講者，我認為這再妥貼不過。他確實是一個難得的對人付出無比關懷的藝術家。
我只是在想，到底實際上誰需要《宋冬：三十六曆》。作為一個參與者，倘若我那天不在場，它將對我的人生構成甚麼影響？很明顯沒有。我那老母親甚至連香港曾經出現過這個展覽都不知道。即使說是千辛萬苦地把編撰文獻的權利開放給我，或者好不容易把我的名字寫了在藝術家的名冊上，我的反應也只能是「喔，呵──」僅此而已。
可是，倘若那天沒有一個人去Artistree參與創作，宋冬也就無戲可唱了。這就是《宋冬：三十六曆》，或宋冬的《宋冬：三十六曆》。如果「藝術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藝術」，那我在思忖的是，那到底是誰的藝術，又是誰的生活。展覽中，幾乎是下意識地，很多人第一時間尋找的就是自己的生日。當然月曆上的那一天不會與其他日子有何區別，只是平平無奇的一天。唯獨宋冬的生日紀錄在上面。
我不由得想起毛澤東，1957年11月17日 他這樣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三十六曆是宋冬的，也是參與者的，但是歸根結底，是宋冬的。
四百三十二人創作一件藝術品，這是一句漂亮的話。人有種特性，對於「人多」的事總會產生莫名奇妙的感動。「萬眾一心」自動成為褒義詞，一心到底做甚麼，為達目的又耗費了怎樣的時間和資源，卻往往退到了很次要的位置。
畫完1981年8月後那夜，回家路上我不期然生起一股落寞感，一如與豬朋狗友唱罷通K，走在夜半無人的尖東路上。
我只是想，如果──我只能假設──這個計劃耗資43.2萬港元，那我寧可把這些錢平均分派給四百三十二個人，每人一千，讓他們以一個月份為題，自由地去畫畫、玩ART JAMMING、或買回來紙黏土做雕塑，甚麼都好。剩下的錢應該很多，那就邀請自己喜歡的人，吃一頓好飯。
豈不是美事一樁？
附錄
宋冬訪談：每個人也擁有自己的歷史觀
宋：宋冬
信：信報
信：「公眾參與」在你的藝術上佔有怎樣的位置？
宋：那是我經常運用的方法之一。當代藝術的語言非常豐富，其中一類就是透過跟觀眾產生關係去完成作品，把（觀眾的）個體納入創作者當中，以在相對傳統的個體創作中加入集體因素。
過去，人們看展覽往往是用眼睛的，但我想透過作品，讓他們擁有另類觀看藝術的經驗。例如掛在牆上的作品，是不是可以在上面寫畫呢？雖然那是藝術家的創作，但如果你可以換一種方式跟它對話，接觸藝術的深度會不會增加？
這個世界有意思，正是因為它由許多個體意志組成。《三十六曆》一方面是我非常個人的記憶和對歷史的認識，但同時也包含了每一個參與者的個人意志。它既是一個讓大家交流的平台，也可以透過讓觀眾參與和閱讀這件作品，去思考某些事情。
與此同時，「參與」也是觀眾文化生活一部份。因為參與，你可能會想很多關於我和你自己的事，比如說，某一個月到底發生了甚麼？有著怎樣的記憶？這也是一點對生活的反思。
信：你是刻意不讓觀眾選擇月份的嗎？
宋：這一次無法選擇，其實是因為很難知道有多少人會來，誰人會參與，所以我告訴AAA，隨意就好。倒是老人特別安排在會場邊上，那是考慮到如果他們身體不適，離席會比較方便。
不過我們會建立一個網站，在那裡你可以隨便選擇月份塗畫，即使把四百三十二個月都做成你的版本也沒問題。所以，《三十六曆》其實是一個永無結束的計劃，或許直至大家都對它不感興趣了，創作才算完結。
信：197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年，也是你的本命年。為何特別挑選這一年去開始你的計劃呢？
宋：因為這一年發生了許多對我來說忘不了的事情。對於國家，也是一個轉節點。因為當日的開放政策，社會才有今天的模樣。
信：為甚麼特意把所有文具擺放整齊？
宋：那是為了表達（參與者）個體的平等關係。要是擺放凌亂，那「物」便有了自己的個性。我想讓「人」的個性更突出，所以把「物」的個性降到最低。
信：原作會怎樣處理？
宋：我會把它們帶回家，留給女兒，但不知道她要不要（笑）。這件作品其實也討論「原作」的概念。今後我還要在那月曆的一個個方格寫東西，那本來就是為了讓公眾參與，才留空白的。當我寫完以後，到底展覽本和我後來再寫的版本，哪一份才是原作呢？
信：雖然作品把文獻建立的權利開放給公眾，但藝術家在這個計劃有著最高地位，公眾只能做跟隨者的角色。這一點你怎樣看？
宋：我覺得因為這個作品畢竟是由我想出來的，所以它無法讓公眾與我的地位等同。即使參與者把它全部改成自己的歷史，他也終究是在我的概念上作出修改。
然而我覺得這裡沒有談權力高低的問題。它談的是歷史，是看每個人如何透過圖畫和月曆，去表達各自的歷史的問題。
信：你在2012年6月提到德國《文獻展》中，「藝術家」的稱謂換成「參與者」。對我而言那是把創造者與接受者的界線模糊化的手段。你是怎樣看呢？
宋：我覺得它還有另一層意思。因為《文獻展》找來的參與者，不僅是被定義為藝術家的人，還有文學家、科學家……他們都是作為「參與者」參與其中。另一方面，它強調了看展覽的人也很重要，如果沒有他們，這個展覽怎能完成？他們也是參與者。如你所言，傳統看法是把做的人和看的人用一條線區分開來。現在這條線要變得模糊一些。
信：你認為參與者在你的月曆上塗畫時，有必要理解你的構思嗎？
宋：我覺得沒有必要，因為每個人也有自己的歷史觀。
對於歷史，我只不過擁有個人化的認識。然而因為我擁有藝術家的身份，所以得到這麼多人幫助我實現我的想法，這可以說是作為藝術家的特權。然而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方式去表現個人觀點。例如微博就是非常好的發聲平台，雖然它現在被「某種東西」控制，但畢竟在個體發聲的角度而言，也是一種進步。
我有很強烈的慾望，想一個個仔細地看每一幅作品。現在我成為了觀眾，它們在跟我對話。有些人在我繪畫的東西上塗鴉，這我很喜歡；全部擦掉變成白紙，也很棒；有人撕掉一個角，我也覺得很不錯。每個人都有他們想表達的內容在裡面。
信：你在大家繪畫的時候，遊走場中跟觀眾對話，對他們說；「畫得很好。」雖說是建立了關係，但那不過是很淺的。你如何看這一點？
宋：的確這關係是很淺的，但那是一種鼓勵。當他們把我畫的圖改掉，例如把我畫成了豬，可能會覺得不太好，但我還是想鼓勵他們，因為他們做了他們想做的事。對我來說我當然不想成為豬（笑），但他們可以運用權力把我畫成豬，而事實上即使他這樣畫，我也不會是豬。重點在於他們必須擁有自由表述的權利。
信；若果有人說，你為了表述個人的歷史觀，邀來大批觀眾費時費心幫忙，是一種自私的行為，你會怎樣回應？
宋：我不覺得那是自私。因為觀眾都是自願參與，而不是被逼的。
我感受很深的是「吃掉城市」藝術展。那展覽我在世界各地做了十多次，邀請了許多觀眾前來，把用餅乾、糖果做的城市吃掉。我沒有給觀眾打電話說他一定要來吃，他們是主動參與的，反正是免費吃嘛！一些比較貧窮的地方，甚至還會打包。一次在上海的一棟商廈辦「吃掉城市」，因為人太多了，不得不排隊分批進入，還得限制觀眾一個人不可以拿太多，以確保所有人都吃得到。然而有很多人「吃掉城市」還是走完一輪後，重新排隊拿第二次......這都很有意思。每次舉辦一個公眾參與的藝術計劃，當中也會發生很多細節。這些都是作品不可或缺的元素。
信：問一個假設性問題。如果把你的原作都燒光，只剩下公眾版本，你會覺得可惜嗎？
宋：（細想了一下）當然也會覺得可惜，但也無所謂，我是一個水寫日記的人，「無」
即是「有」……
信：「有中有無，無中生有」也是你的藝術核心思想之一。
宋：（笑）對。
楊天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