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會選舉是政治實習課？

2010年9月7日

楊天帥 新視野

採訪過中學學生會選舉後，發現原來搞學生會真的可以學到很多。不是說那些冠冕堂皇的什麼人際關係、溝通技巧（這些事，落街踢場波都學到啦），而是社會形勢、政治生態。

不如跟讀者諸君玩個遊戲，假如學校是社會的縮影，校長便可能代表「阿爺」。那麼，你不妨猜猜，學生會又代表什麼？會長又代表什麼？選舉呢？校政呢？

對號入座，或許此文能令你在中港關係上，有所啟發。

學生會產生辦法因校而異，有學校採用校方欽點辦法，也有學校乾脆來個「分豬肉」，一年十個學生會會長，好讓會長群增加入大學的籌碼。華英中學的學生會比較「正派」，以全民投票方式選出。

候選內閣「We.e」會長余望對「欽點法」意見客觀。「我覺得學生會如何選出要視乎它本身的意義。如果只負責搞活動，同Prefect無大分別，欽點也無所謂。

「但好似華英，學生會要表達學生意見，那就不可任由學校擺布。欽點出來的學生會既無法取得學生信任，又如何代表學生？況且，失去群眾支持，幹事也不會做得開心。」

另一候選內閣「三瞻捌閣」會長李志廣則以另一角度評論：「一人一票也有問題。學生投票多不考慮候選人政綱，只不過投給某稔熟的候選人，賣個人情。客觀去想，老師或會比學生更能找到合適人選。」

無助學業　純因熱誠

華英中學今年選情激烈，除分別來自新高中中五與舊制中六的「We.e」與「三瞻捌閣」外，還有中四的獨立候選人孫曉嵐，各人政綱特色鮮明。

「『We.e』的意思是We與everyone，我們相信學生會是大家的事，學生應有權利決定舉辦什麼活動，而非只被動地參加。所以，我們將會主力提高學生在學生會的自主成分。」余望說。

「從『三瞻捌閣』這個奇怪的名字，就知道我們追求的是創新。華英是一間很傳統的學校，我們希望做一些新嘗試，讓同學可有新活動、新福利。為此我們將不畏與校方爭取』。」李志廣道。

搞學生會既不算OLE（Other Experience Learning）時數，亦對JUPAS無大幫助。始終在香港，入大學主要還是靠成績。

候選同學均說，他們參選是因為對學校有歸屬感。「雖然學校並非十全十美，我們也時有批評，但每每代表學校出外比賽，我們便會發現，自己其實真的好珍惜華英學生的身份。」余望說。

滿腔熱血可以酬知己，但不保證事有所成。

「以前總覺得學生會的工作便是代表學生、搞活動、爭取福利。」「三瞻捌閣」文書陳麒匡道。「然而，有一屆學生會搞了個『世界公民周』，本來很成功的，但學生反應卻不佳。

「自那次起，我就對學生會有了新的體會。原來我們不只要為同學辦事，更要讓同學知道我們在為其辦事，否則就算做多少也是徒然。」

宣傳從來知易行難。儘管還是中學生，為了競選，他們各出奇謀，除了老套但不得不做的海報、橫額、宣傳單張外，還要組織助選團。「助選團成員要分布在不同級別，讓他們的宣傳工作能滲透全校。」李志廣解釋。

「facebook宣傳也要盡早開始，我們在製作宣傳品、與外校候選內閣開會商討合作空間時，都會拍照，上載至群組，讓同學可以透過facebook緊貼我們的競選過程。」

學校與學生互角力

辛苦過後，即使當選，工作過於繁重，還會影響學業。學生會顧問老師張佑明坦言參與學生會工作，成績難免會受影響。孫曉嵐便說自己曾為學業擔心：「然而既然新學制要求學生多參與課外活動，不可只顧成績，我也就試試盡力去做吧。」

華英中學學生會除舉辦體育比賽、歌唱比賽等康體活動外，較特別的還有「甜蜜速遞」。學生會工作人員在情人節當日會為同學傳遞禮物，以表情意。為政治正確，情意當然不僅指男女之愛，師生、朋友亦可。

學生說年年想搞新意思，但不獲學校批准，學校則指學生能力與創意不足。

張佑明說，「學生搞活動，失誤在所難免，但身為老師亦必須考慮一旦出現意外，同學是否能承擔？倘同學無法承擔，老師、學校又是否擔當得起？學生畢竟缺乏經驗，有時以為自己的計劃萬全，其實是想得太過簡單。」

「以前我們想搞民主牆，學校又ban！」學生告訴我，語調不忿。

「打壓學生言論自由！」很多人直覺可能如此想，但學校自有其道理。張佑明說，學校擔心的是學生濫用自由 ：「與大學不同，中學生未滿十八歲，未能自負文責，況且他們心智未成熟，容易只顧謾罵，而非進行具建設性的討論。」

「例如同學或會貼出類似『不滿學校不准校裙過短』等內容。其實規則這回事，即使誰都不喜歡，也不可廢除。這種爭拗毫無意義。」

張佑明說，學校也欲讓學生學習表達意見與民主概念，故曾向學生會建議民主牆的改善方案，如先把學生意見交予老師，回應後才作公開；或舉辦校政論壇，讓學生代表與老師當面對話。

「然而同學或覺麻煩或不肯變通，堅持要傳統的民主牆，見校方反對，也就無心爭取，便不了了之。」

將新元素變成傳統

同學認為，學校歷史悠久，重視樸素傳統，無可厚非。然而教育趨勢改變，學生多元發展變得比以前重要，學校也不可固步自封。

「學校想要傳統，我們便把新元素變成傳統！身為學生，應該要學校接受我們改變，而非要求學校改變。老師愈怕我們出問題，我們就愈要寫好proposal。」這一席話，不僅學生，謀生於世亦通用。

學生希望校方能對他們多加信心：「我們縱使年紀小，但既然是同學選出來的，必定會負責任，努力辦事。」

校方希望學生能及早提交建議書：「若proposal交得太遲，來不及修改，老師認為潛在問題未能解決，便只好拒絕批核申請。」

雙方目的一致，不過是希望學校好、學生好、大家好而已。明白彼此要求，互相配合，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學生，香港，努力。

gyeung@hkej.com

突破香港小姐與先生框框

2010年9月2日

楊天帥 城市專題

今年選美，除一如以往、千篇一律的花邊醜聞外，亦罕見地有幾篇饒有趣味的報道。

其一是CNN形容當選港姐為「豬扒」（其實絕無此事，詳見下文），港女聞之，大呼女人生來不為予男人評頭品足，「豬扒」一說，有侮辱女性之嫌。

然後香港男士關注組也請願，抗議港男選舉現場觀眾與評判皆為女性，候選人還得被觸摸身體。關注組就此事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亦認為有侮辱男性之嫌。

這麼說來，難道香港真是一個男女互相侮辱、互相歧視，「男仔同男仔玩，女仔同女仔玩」的社會？

女性：港姐為何慘變豬扒？

「豬扒港姐」風波鬧大，不單被質疑選舉造馬，惹得網民群起攻之，還引來海外媒體報道。當然，其實這都不過是公眾茶餘飯後的話題，誰也沒有認真到為港姐選舉遊行示威，高喊「你不能代表我」。

一切都是煲水新聞。例子如CNN，該媒體其實沒有指當選港姐是「豬扒」，只不過客觀引述「網民如此批評」，而公眾與香港媒體見了，加鹽加醋，譁眾取寵。

選美盛事不再

然而，從被稱為「創下醜港姐先河」的1993年冠軍莫可欣起，港姐質素被公眾批評一蟹不如一蟹，則是鐵一般事實。

「豬扒化」、「美麗終結」、「港姐淪陷」……，究其原因何在？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講師陳澤蕾博士認為，參加選美比賽對香港女性的吸引力遠不如前。

「早二十多年前，不少女性藉參加香港小姐選舉，可順利進入娛樂圈，開拓自己的事業，然而今日就困難多了。」她說。「另外，獎金獎品相對當時入息水平，也比現在豐厚得多。」

「加上現在可供女性選擇的工種多了，就好似花樣年華的蘇秘書，以前女性永遠只能安分做秘書，沒得做經理。今時不同往日，女性再不必靠選美擁有自己的事業。」

種種原因，令女性對選美興趣大減。與此同時，陳澤蕾亦指，每屆候選港姐美也罷，不美也罷，總不免要被公眾恥笑奚落、冷嘲熱諷一番。一消一長下，參加選美的人數自然大減了。

「參加者減少，可供主辦單位篩選的女子也相應減少。假如從遞表到出鏡，來來去去都只有『十個壯士』，那電視台也就無計可施，只得任她們其中之一成為香港最『美麗』的港姐冠軍。」

「其實今時今日電視台已不再把港姐選舉視為重頭戲，只不過既為本地一大電視台，綜藝節目始終不能取消，港姐選舉才會繼續年復年地搞下去。」

新婦女協進會執行委員陳效能認為，「港姐淪陷」主要原因在於公眾眼光改變：「現代都市中，我們已接觸到太多女性『靚』的形象。雜誌、電視、互聯網，『靚女』隨處可見，令與典型稍有偏差的女性，已被視為不漂亮。」

曾就港男選舉議題請願的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表示，從前的香港電視機屬上等人玩意，並不普及，而現在則節目太多，令觀眾目不暇給，港姐選舉不再如前，是高尚的盛事。港姐質素下跌，其實只是電視普及的錯覺。

女性仍次一等

陳效能表示，香港社會有聲音指，「現代女人愈來愈惡，男人愈來愈難做」，事實不然。

根據2008年政府統計數字，本地經理、行政人員以及專業人士中，男女比例只約為七比三。此外，就業女性每月收入的中位數也只及男性的七成，即使撇除外籍家庭傭工不算，也只有八成三。

「香港對男女性別定型依然很強，普遍觀念還是覺得男人要工作賺錢，女人要照顧家庭。」她說。「就好似一個不懂煮飯的五歲小孩，當你有天見他自己搽麵包，就覺得他好聰明。」

「因此，當女人工作的情況稍為普遍，基於期望與事實的落差，男性便會有極大受威脅的感覺。」

男性：港男為何呼冤屈？

「在父權社會中，男子亦非無往而不利。他們要恰當地做一個父權社會中應有的男性，才能得到好處。」陳澤蕾說。「所謂『應有的男性』，條件如有錢、出身名門望族、身形健碩、事業有成……

「其實他們在社會都有好多制約，特別是當他們無法達到上述要求，壓力也着實不小。」

王國興坦言，他認為現代社會中女性的地位比男性高。「香港從資本主義發展到後工業社會，體力勞動工作多由機械取代，人力需求下降，男性比以前更難找到工作，過往的男主外女主內思想早已行不通了。」

最大問題在於，政府的社福政策沒能跟上社會步伐轉變。

「婦女有婦女事務委員會，為何男士卻沒有男士事務委員會呢？難道男士就沒有須要討論的事情嗎？政府對女性病有不少照顧，如提供驗身服務等，但男性病卻又得不到相同關注。為什麼只有女性診所，沒有男性診所？」

工作方面，王國興則說，曾有男士向他反映，社會上很多職位「男性免問」。例子如超級市場收銀，儘管僱主為避免觸及性別歧視條例，沒有明言只聘請女性，但明顯男性收銀員幾乎見所未見。

「在社會問題中，也有不少男士是受害者，如家庭暴力，很多社福機構就有收到女性虐打男性，或男性承受語言暴力的問題。女性面對同一問題時，往往可透過求助，找到庇護之所，男性又是沒有。

「男性明明須要求助，但又不敢說，擔心求助顯得自己無用、無能力養家、對不起老婆子女。既無訴求，政府也就看不到改善相關政策的必要了。」

「如果你有個朋友對你，『喂，阿楊（指筆者），無見一排，大隻咗喎，捏下先！』你都會渾身覺得不自在。但女人呢，說句『你的皮膚好像比以前滑了吖！』是很正常的事。」陳效能說。

「這就是一個好例子，說明現在社會風氣是男女老幼都可以品評女人身體，但評論男人則少之又少。而男人評男人，則更會觸及同性戀的禁忌。」她解釋。「是以電視台以清一色女人作評判，化解同性戀的暗示。」

當然，說到平等，陳效能認為不論性取向與性別，理應都能在評判席上佔一席位。「自然並非只有女人才可對着男人身體尖叫。」只是，對公眾而言，這恐怕不易令人接受。

陳澤蕾則指，「港男選舉中，女子的急色相只是一種表演。」她認為，評判團當晚其實並非在做「評判」的角色，「她們對何謂『男人』，並不特別清楚，也不特別關心。她們只會尖叫，裝出既畏羞又奔放的樣子。一句話：她們只是一群演員而已。」

男男女女：選美只是一場鬧劇

無論男性抑或女性，均認為選美只是一場鬧劇。

問題在於這鬧劇假借港人民意，聲稱得獎者可代表香港，成為對外親善大使。誰又曾同意過了？要是電視台能搞一個香港特首選舉，冠軍可成為下任特首，倒是一件方便事，至少不必搞五區公投了。

王國興質疑選美節目中，「美貌與智慧」是否真正並重。「男士穿着泳褲在鏡頭前行來行去，如何突顯智慧呢？」

打破固有框框

港姐選舉評判之一的林大輝議員，曾透露在鏡頭外，他會以兩文三語向候選人提問關於環保、香港空氣質素、最低工資等問題，還會觀察她們的性格是否具親和力。

「這些問題適合不過，為何要閉門提問？」新婦女協進會另一委員陳茵茵不解。「這豈不更證明了選美只是娛樂，最緊要是能滿足觀眾，而非選什麼『美貌與智慧並重』？」

「此外，我也懷疑，評判是如何挑選，為何能代表香港人！」

男與女。我們總以為兩性是對立的，當男女各為自己爭取利益時，直覺總以為他們是要「對着幹」。然而，其實他們向來都是走在同一陣線上。

「一個男人喜歡或不喜歡打扮，不是問題。」陳澤蕾道。「但如果有一個男子愛打扮，令他在公務員面試中失去獲聘機會，被考官批評『乸型，做公務員要似番個男人先得』，那才是問題所在。」

陳效能說，新婦女協進會的目的絕非要「令女人變成像男人一樣」。她們着重的，是個人自主。「我只希望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合適的生活。

「社會上有許多為男人與女人設定好的框框，為何我們非要跟隨這些框框不可？開放這些框框，對男人與女人都有好處。」

社會行為指引不清

王國興說，男士關注組提出要爭取的目標，多亦能令女性得益。「如男士侍產假，對母親亦有很大幫助，我們的請願行動亦有女性參加。最近一次抗議香港先生選舉制度不公，亦有女性出席。」

打破固有框框，知易行難。作為男生的我也要稍吐苦水：女生有時又要平等，又要男生有風度，她們到底希望男女是關係對等還是有強弱之分？

「這其實與社會行為指引不清有關。就好似以前，追求女孩子要送花到家，公司樓下接放工，今日這樣的行為卻可能會被告性騷擾。」陳效能道。「究竟哪種行為才最適合自己呢？這不易明白。所以我們的理想世界要求個人作出許多反思。

「我只希望人們不再因社會要你結婚生子就結婚生子，叫你替女士開門就替女士開門。」要風度抑或要平等，應可由自己決定，這才是男女的真正價值。

Jonathan Roxmouth：我也想生於五十年代

2010年9月1日

楊天帥 焦點人物

Jonathan Roxmouth：我也想生於五十年代

奧克蘭The Civic Theatre 內，一個青少年坐在舞台邊沿，臉露微笑，兩腳輕鬆地晃蕩着，與自香港越洋而來的記者閒聊。

他名叫Jonathan Roxmouth，二十二歲，既是鋼琴手，又擅演棟篤劇，更是出色的歌劇演員。這次Jonathan 的身份是歌舞劇《油脂》（Grease）的男主角Danny。

我說，舞台上的他一樣是個青少年，只不過時光從2010年回到1950年代罷了。

他答，這話只對了一半。

簡單分級制

「五十年代沒有所謂的青少年（Teenager），那時還未有這個詞哩。」Jonathan說。「今日人所共知的成長過程——嬰兒、兒童、少年、青少年、青年、中年……以前沒分得這樣仔細。兒童（Kid）長大後就是大人（Adult），就這樣。」

我聯想到一隻雞。從Chick到Hen／Cock，沒有人會關心什麼小雞、中雞……聽他這樣講，人也好像忽然變得簡單起來。

「但是，五十年代的孩子也會經歷青春期，皮膚轉差、聲調改變、心情焦躁……一切令他們無所適從。表現得太過老成，又好似『扮大人』；太過孩子氣，又被人說是『不成熟』。無論如何孩子都不會『對』，這就是他們的生活。」

這一切在青少年心靈中醞釀的張力與躁動，正是Grease的靈感來源。「要是你細心聆聽歌詞，也一定能夠聽見他們的呼聲。」

為把自己身心投進上世紀五十年代，Jonathan不免要做許多功課。他不僅要大量閱讀資料和觀看電影，揣摩時人說話用字、唱歌腔音，還要學梳頭。

油脂一代Greaser的標誌飛機頭絕不易梳，必須高度適中，方為標準。他笑言自己起初總是弄得一團糟，要整個劇團等他預備好才能開始排練。現在即便已工多藝熟，也要花近二十分鐘才能梳成一個標準飛機頭。

純真的年代

Grease一劇中，年輕角色們抽煙、喝酒、講粗口、聯群結黨、惹事生非，無惡不作，要是在今日香港，他們的父母可能要高呼「生嚿叉燒好過生你！」然而，在Jonathan眼中，這一群孩子卻是純真、可愛。至於現代的青少年，反倒令他搖頭嘆氣。「我也想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他說。「我也曾經和Beth（飾演Grease的女主角）討論這個問題。我們都認為那是一個凡事都簡單的年代。」

Jonathan口中的簡單，既指沒有手提電話、沒有facebook，溝通依然是面對面交流；也指人們欠缺生活知識。譬如抽煙，當時還未有誰知道吸煙竟會引致肺癌。對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人而言，吸煙不過就是吸煙，誰也不覺得這是什麼壞事。

「音樂也是一樣。現在的音樂風格多變，Hip Hop、電子、Metal，看似百花齊放，卻不像五十年代了。五十年代的音樂簡單，卻充滿真誠，每首都能嵌入聽眾心中。」

Grease是次的世界巡迴演出，至今已逾百場。Jonathan 是幸福的，這並非因他能和年輕貌美的Beth擁吻五百次（據他自己所言，每場戲最少要接吻五次），而是因為他可以經歷百次純真的青春。

今天下午在銅鑼灣Times Square，Jonathan將與Beth同唱Grease的經典金曲。香港人，特別是不知何時開始已被「成熟」綁牢，把「青春」拋諸腦後的人，不妨去聽一下。他的歌聲，或能讓你重新記起，世事還簡單時的回憶。

讀書的孩子很可愛 ─從深圳書城看香港閱讀風氣

2010年8月31日

楊天帥 新視野

走進少年宮深圳書城中心城，滿目盡是打書釘的人，站着，坐着，躺着，場面壯觀。

深圳愛書的人真多，有謂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埋首於書本的深圳人也不覺可愛起來。

不──不一定是深圳人。

根據不完全統計（也就是我隨意找了四個正在打書釘的人做訪問），想不到當中竟有一半是香港人。

今年升讀中六的張小姐接受我冒昧提出的訪問請求時，手裏捧着的是張愛玲的《小團圓》。我問她懂不懂廣東話，她說她是香港人。

「現在是暑假，我平日較清閒，所以會來得較多，平均一個月來一次。」她說。「香港的書很貴，這裏的就便宜多了。至於圖書館，書只能借不能買，所以還是書城較方便，見到心儀的書也可買回家。」

「況且，深圳離香港又近嘛！」她說。每次來書城她總會帶走三四本書。

書城比圖書館吸引

今年就讀初二的吳天行健（吳是姓，天行健乃他的名字；同是教師的雙親藉名寄語他自強不息）居於深圳。儘管他每逢周末都會來書城，但去圖書館則少之又少。「記憶中好像一直沒有辦圖書證。」他說。

八十後的李先生，現職平面設計師。訪問那天他十一時許來到書城，打算待一整天，到下午六點吃罷晚飯才回家。他亦坦言不會去圖書館。「為什麼要去圖書館呢？那裏的書很難找的。」

對李先生來說，書城根本就是一個大型圖書館。這裏的書又齊又新，而且任人打書釘。「我們打工的都比較少買書。設計專業的書賣百多塊錢一本，這邊工作平均只有3000至4000元工資。買本書，一日工資就沒了。」

另一位香港來客陳先生，則與李先生相反。他自言每半年會來書城一次，每次都會買大量書籍回港，幾乎要用兩個環保袋才能裝完。「因為實在太便宜了，譬如專門出版外國翻譯文學的六角叢書，一本文學巨著才要8元人民幣！」

「我在這裏也常常坐着看書看很久，環境舒服嘛。香港沒有『書城』，書店人太多，站着看書都得被擠來推去。圖書館的書又舊，而且閱覽室呀等等，總是坐滿了人，特別是看報的老人家。」

看書應是一種娛樂

有人詬病香港人行事太過功利主義，連讀書也只會看專門書籍，一味只希望「提升自己」；又有人批評香港人沒文化，只看通俗的繪本、愛情小說。

如此斥責，弄得香港人在咖啡店連捧起一本書都心驚肉顫，彷彿手中的不是書，而是國家機密，連書面都不敢讓人看見。難道真的只有讀四大名著才能叫做愛書之人？

事實上，深圳市民讀書重實用的習慣亦常為專家學者詬病。深圳市文體旅遊局副局長尹昌龍認為，「當時（早期）的深圳，首先是為了競爭與生存，不可避免地以功利性閱讀為主，股票、地產、電腦等實用書籍受到追捧，這無可厚非。」

李先生正在讀的是《廣告實戰案例》。「我一日大約會讀書兩小時，目的是個人知識文化方面的提升，所以書的內容基本上都與專業有關。」「男人要三十而立嘛！三十歲前應該把知識都準備好，成家立室。基本上中國人想法都這樣吧。」

然而，儘管以實用為主，李先生坦言他覺得讀書是一種享受。「古人說，讀書要心到、眼到、口到嘛！首要是心到。看書要平心靜氣地看，這對放鬆平日繃緊的神經很有幫助。」

平均每天大約看一小時書的張小姐，平日雖也愛「唱K」消遣，然看書亦是她眾多娛樂的一種。吳天行健與其他同年齡男生一樣，愛打電玩，但他認為，「讀書有打電玩打不到的元素，如小說就能讓人感受到身處各種環境的氣氛。」

「你會特意讓自己看一些較『高層次』的書嗎？」我問陳先生。

「怎樣才算是『高層次』？」他反問。我也答不上來。

「我才不理他。什麼書沒關係，內容對胃口我就看。」他替我打圓場。「看書是一件值得享受的事，只是有時太享受，乘地鐵時連過了站都懵然不知……哈哈！」

「有時候我看書都會覺得睏，睏就睡嘛，上學已經夠認真，看書又何必太執着呢。」陳先生道。

香港讀者也很可愛

香港書展剛過，其規模與人流讓公眾津津樂道，然而其實深圳亦有類似的活動。

1996年，深圳在剛開業的書城舉辦書市，參觀市民絡繹不絕。由於人數太多，主辦單位實行售票，每位5元，以控制人流，首創全國買書先買票的先河。據稱即使收費入場，場面依然人山人海，「長龍」排了幾里路。

2000年，書市蛻變成「讀書月」，深圳市於整個11月內舉辦多個與閱讀有關的活動，如「深圳讀書論壇」、「經典詩文朗誦」、「中小學生現場作文大賽」、「贈書獻愛心」等。

當年讀書月的活動數目為五十多項，參與人數三十多萬，時至2010年，活動數目已增加至三百多項，參與人數八百多萬。

深圳人愛看書，是不爭的事實。香港呢？

鄧永鏘爵士於今屆書展邀請了三位英語作家Frederick Forsyth、Stephen Fry和Andrew Roberts來港分享寫作心得。當日參加人數達一千二百人，主辦單位開了兩個演講廳，一個現場一個直播，兩個均爆滿，觀眾要坐樓梯。

2008年，文化雜誌《性情文化》曾進行關於本地閱讀風氣的調查。結果指出，小學五年級以上的中小學生中，絕大部分都有閱讀課外書的習慣，甚至有四成人每月讀書逾八本。

也許讀者諸君會質疑，「幾粒字就當一本書」，或者「只係睇無價值的書」，也可能是「都係老師和家長逼出來的」，但我以為閱讀不過就是閱讀而已，毋須想得太複雜，把門檻弄得太高。

內地作家章詒和見讀者在風雨交加的天氣中仍排隊參觀書展，感動地說：「香港這些孩子真的太可愛了，下這麼大的雨還能這樣自發地趕來書展排隊進場，這是在內地，在其他地方絕對不可能看到的。」

坐這山望那山，原來香港的讀者其實也很可愛。

鄭哈雷：我鍾意

2010年8月27日

楊天帥 焦點人物

鄭哈雷畫學校，氣氛靜謐安詳，然細心觀賞，能發現不少「怪雞」元素，比如一隻默然伏在課室窗上，擋住了半塊玻璃的巨蚊。

「在中大讀藝術時，我們有句話，叫『先讓畫跌落地獄再上天堂』。」鄭哈雷說。「很多時畫畫起初覺得不錯，畫到中途卻會變成垃圾。不變垃圾就無法上天堂。」

「不過我是不會讓我的畫跌落地獄，哈哈！我受不了，跌落地獄後我就不會再畫下去了。」

有教授看過鄭哈雷的畫後，形容他為「會不擇手段得到想要的效果的人」。鄭哈雷認為此言不差。

畫家鍾意的事

鄭哈雷的個人展覽「藍」正在Galerie Ora Ora 展出，畫作一律以香港中學校舍為題。

藝術家沒有想要透過畫作傳遞什麼。畫中細節豐富，但沒有明示暗示。那一大堆關於耶穌老婆與地球毀滅的密碼，留給小說家好了，鄭哈雷作畫心態很單純。「取材沒什麼特別原因，只是個人感覺，好感性的。我鍾意。」

《禮賢》中最搶眼的是一個樣子奇特的正方形。觀畫者一定無法看得明白，顏色亦與整幅畫格格不入。藝術家解畫：「那是隨飲品附送的膠尺。我好鍾意它的顏色，覺得它好靚，就放進畫裏了。」

巨蚊來自畫室中盤旋不休的小蚊。「覺得把它畫在橙色的窗口上，好似琥珀，好靚，我鍾意。」

《深信》中校舍牆上的英文校名留白。「我都覺得英文字好靚，但畫畫時未想到該怎麼畫，所以把它留空，遲些再想。畫完又發覺留空都好靚，就由得它了。」

作畫時，鄭哈雷一邊畫一邊看外國搞笑電視節目MADtv。一個貌似亞諾舒華辛力加的人飾演未來戰士，回到過去要拯救耶穌。他用散彈槍殺死了捉拿耶穌的士兵，耶穌命他不可殺人。「Why? Because it is one of God's amenment 'thou shall not kill' Why? Because it is a sin. Why? Because it's not nice!」 鄭哈雷見對白有趣，也把它們寫在畫上，成為作品一部分。

他畫的學校都是平面。我問他為何會有如此處理手法，他想了少頃，沒有回答。我忍不住又問：「是因為你以前慣畫國畫麼？」

「可能是吧……」他也說不明白。

鄭哈雷對平面有異乎尋常的執着。《深信》中，他把一間學校的正面和側面拼成一塊，展現在畫布上。「我不想畫立體，但又兩面都喜歡，便乾脆把它們拼在一起。」

然而，細心看，有些窗口和冷氣機卻又畫成立體了。為什麼呢？我想你已能猜出他的答案。

我鍾意。

學生不鍾意的事

鄭哈雷說，他覺得中小學校的最大存在價值，在於「強迫學生接受一些不願接受的事」：煩人的老師、體育短褲、小食部的雞翼總是賣完、訓導主任永遠高了音的詩歌歌聲。「中小學的訓練令我懂得用一個包容與接納的心去面對一些我不喜歡的事物。」

人是要學習接受自己不喜歡的事，這過程叫做長大。長大把人的稜角磨平，好讓變成球體的人能在世界哪個角落都能滾動自如。

畫框內的生活固然令人懷念，但香港教育制度失敗下的產物鄭哈雷早已遊走於畫框之前。

「我估你為人都幾任性。」我說。

「咦，你都知呀，係呀，哈哈！」他答。

gyeung@hkej.com

廣州亞運與香港何干？

2010年8月25日

楊天帥 城市專題

第16屆亞運會組委會（亞組委）市場開發部部長方達兒說：「是次廣州亞運會最能體現粵港合作。一直以來，香港對廣州亞運會給予極大的關心和支持。香港奧委會取消了2010年亞運會的申辦，讓廣州能夠順利申辦並取得成功……沒有香港各方支持，亞運就無法順利進行。」

方生，言重！我也算是香港一分子，可不太記得為廣州做過什麼。

既然糊裏糊塗給戴了高帽，不如再問問高層，我們究竟積了什麼樣的德。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彭沖說：「我們對亞運的支持不是表面上的。事實上我們一向與廣州有密切來往……文化各方面如作文比賽、繪畫比賽，我都有幫手做評判。」

「香港有活動就參加，有意見就提供，與廣州是無形的兄弟合作，但未正式有實際上支持。」

明白，原來是精神上支持！

今年11月12至27日舉辦的廣州亞運，如箭在弦。

今屆亞運將有四十二個比賽項目、一萬四千名運動員與隨隊工作人員。賣點依然是歷屆最大規模──說「依然」，是因為除1970年減少過一項比賽項目，1998年運動員數目稍有下跌外，兩個數字每屆都破紀錄。

換句話說，自1951年首屆印度新德里亞運以來，幾乎屆屆都是最大規模，毋須大驚小怪也。

廣州搞亞運　何須靠香港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學系副教授雷雄德亦坦言，對廣州亞運，本地似乎沒怎麼出力，「香港不過是四十五個參賽單位中的其中一個而已」。

「香港根本就沒有能力可以為廣州做些什麼。」他道。「他們（亞組委）說有參考香港搞國際活動的經驗，難道內地就沒有搞過大型活動嗎？人家反問你一句，香港有搞過亞運麼？內地二十年前就已經搞過啦。」

1990年，中國在北京第一次舉辦了亞運會。順帶一提，當年它亦是規模最大。

「香港的優勢，不過就是搞體育的人都識英文，而內地則還有很多人要靠翻譯。坦白說，廣州說什麼香港幫了大忙，客套話罷了！」

廣州亞運會籌備工作中，香港有份參與的，主要只有兩件。

其一是香港賽馬會將為馬術比賽提供技術支援。由於沙田馬房場地不敷應用，本地亦無合適地點加建，故馬會於廣州從化興建馬房與檢疫設備。亞運完結後，馬會便可把設施改建成馬匹訓練場地，一舉兩得。

其二是對外宣傳。亞組委任命成龍為「亞運推廣大使」、容祖兒為「亞運歌曲推廣大使」、曾志偉為「亞運宣傳大使」。方達兒說：「二人的知名度與實力都顯而易見，況且曾志偉更是廣州市政協委員，擔當這個重責自是再適合不過。」

彭沖在早前舉辦的亞運記者招待會中曾表示，為配合亞運聲勢，香港將派出歷來最大的代表團參賽。暫時香港奧委會預期廣州亞運代表團人數將逾五百人，人數比上屆多哈亞運多得多。

然而，他自己亦坦言，人多勢眾純粹巧合，「主要是因為比賽項目多了，人數相應增加。運動員全部是自發性參與，我們沒有做過任何宣傳」。

話題欠豐富　氣氛欠熱烈

距亞運舉行還有不足一百天，我們不得不承認，香港社會反應冷淡，公眾幾乎不聞不問。

「這個呢，你要對國情有個了解。現在國家的宣傳都集中到上海世博上，要等它閉幕了，焦點轉移到亞運，香港的氣氛才會慢慢上來。」彭沖如此應道。

雷雄德對此亦表示同意，他觀察到香港媒體對廣州亞運的報道篇幅不多。「最大問題在於傳媒找不到賣點去講。這不僅是由於公眾焦點仍在世博，亦因為香港沒有什麼體育明星。你在報章很少會讀到香港運動員的名字。就算有，篇幅也很小。」

「我估計10月世博完結到11月亞運開幕的兩三個星期間，中國政府才會重點宣傳亞運。屆時胡溫可能會南下做些宣傳工作。如果沒有發生什麼天災人禍，香港傳媒才有機會為亞運作較廣泛的報道。」

雷雄德認為，去年香港東亞運動會的公共關係工作算是成功的，「主要是因為期間沒有大新聞，港隊成績也好，足球隊又贏得冠軍」。

其實，即使是四年前的多哈亞運，香港傳媒的投入也比今屆多。

多哈與香港有五小時時差，決賽項目多在本地深夜開始，然而亦無損港人熱烈支持。當年香港運動員取得六個金牌的優異成績，打破歷屆紀錄，獲選為2006年「最開心新聞」，令「陳馮富珍被選為世衞總幹事」屈居第二。

好成績固然是吸引港人視線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多哈作為首個承辦亞運會的阿拉伯國家，其背景亦令香港媒體多了一個話題：「所以傳媒關注的，很多時並不是運動會本身，而是主辦單位的動作與投資，以及其對社會民生的影響。」

「當年成日講香港一定得，結果就『唔得』嘛！我們就是敗給多哈，所以傳媒多了一些事去『煲』，就是看看多哈究竟有無能力搞好亞運。」

結果，多哈亞運搞得有聲有色。傳統而不落俗套的開幕式與閉幕式、專業的體育管理、良好的服務態度，贏得世人一致好評，香港輸得心服口服。

不慣受支持　主場利成疑

主辦者形容香港運動員在是次廣州亞運有「半主場」之利。

「體育競技有四大元素：技術、戰術、體能、心理。主場之利相關的主要是後者。」雷雄德解釋。「如世界盃，基本上主辦國有一定優勢。比賽接近尾聲，球員已露疲態，皮球在附近，追抑或不追？觀眾打氣這時就很重要了。」

雷雄德認為，是次廣州亞運，香港隊應也能得主場之利。「畢竟廣州人與香港人同聲同氣，說的都是廣東話，當香港隊與外國對戰，場內觀眾一定會為我們熱烈打氣。當個別項目打入四強或決賽，有更多香港人北上觀戰，效果就更明顯了。」

然而，他亦擔心主場或會對港隊造成反效果，原因很悲哀。

「我們大部分運動員已習慣沒有人為他們捧場打氣，今次突然人聲鼎沸，正面想的話自是信心增加，狀態提升。負面哩，則可能會構成壓力，令運動員緊張，肌肉僵硬，表現變差。」

是次亞運港隊能否更創佳績，奪得比上屆六金十二銀十一銅更多的獎牌？

雷雄德表示結果難以估計，「香港在精英項目中仍具備優勢。然而，這幾年是港隊運動員兩代間的交接期，不少上屆『當打』的運動員剛退下火線。成績好壞，就看新一代表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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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對體育發展不夠重視，早已講到口水乾。

「國家體育總局都有文章說中國政府如何照顧國家選手啦，但在香港我就不太感覺到政府怎麼關心運動員。」雷雄德道。

「1995年內地已通過體育法，清楚說明中國體育發展的兩大方向：金牌之路和全民健身。 內地目標是透過體育運動使國民強身健體。他們老中青都有體質測試評估，政府有計劃國民每十年體質要有一定進步。這類政策，香港付之闕如。」

「當年何志平說，對體育發展，香港只有九個字：盛事化、精英化、普及化。但應該如何做呢？完全沒有任何計劃。」

到了2047年，世上恐怕不會再有香港隊了。屆時香港已不再是一個「地區」，而只是中國的一個城市，奧委會也不會再給香港會員資格。

距今還有三十六年時間，香港政府的體育發展還能做什麼？全力投放資源發展，創造港隊最後神話，抑或得過且過，等中國政府接手？讀者諸君就放長雙眼看好了。

2010年8月25日

楊天帥 城市專題

初賽觀眾少屬正常現象

早前不少報道指出，廣州亞運門票銷情不佳，部分售票點「門可羅雀」。

「記得東亞運第一日，電視新聞煞有介事地報道：東亞運賽事展開，入場觀眾不足一半。」雷雄德說。「其實那是正常的，即便是奧運初賽，也有不少項目的觀眾少於一半。不可能每場都有七至八成觀眾。」

「售票反應好壞要看很多因素，例如有國家隊的比賽，中國人當然會較願意去捧場，如果是決賽就更甚了，但亞運有四十五個國家，四十二個大項，不可能個個都吸引。亞運期間中國人也要工作嘛，比賽這樣漫長，難免會只揀較有意思的看。」

「況且，有些項目連我都不很熟悉，比如卡巴迪，即類似於中國的『麻鷹捉雞仔』，觀眾又怎會看連聽都未聽過的比賽呢？」

與其任由觀眾席丟空，不如邀請學生免費觀賽，既可收「做Show」之效，又可讓學生擴闊視野，更能提升其對國家的歸屬感，一舉三得。大概正因如此，亞組委才會送出五萬張門券給香港的老師與學生。

雖仍未有實際數字，然如無意外，送出門票絕大部分應為初賽項目。至於開閉幕式門票，最貴售價每張6000元以上，官方很坦白，早已明言「一票難求」，望香港人「多多體諒」。

據方達兒所言，除廣州外，主辦單位只在香港、澳門兩地有送票安排，後者獲分門票數目為二萬張。內地政府能有這個心意，算是無可厚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