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工的（今日）意義

2010年8月5日

楊天帥 城市專題

義工的（今日）意義

做義工，有何意義？問題很老套，是吧！

倘若讀者諸君想的純粹是「無償助人」，就當真要繼續讀下去了。

1998年，社署成立「義務工作統籌課」，把義工服務規範化。至今十二年，港府成功帶動港人做義工風氣，應記一功。然而，一切制度皆有其反效果。義工規範化後，有學生把它當做入大學的捷徑，甚至賺取零用的商機；部分社工則為義工時數「跑數」、「作數」，實行與義工「你好，我好，大家好」。

今日，義工依然是無私的義務工作，還是淪為賺取不義工錢的口實，抑或已變質成取得一紙證書的工具？

去年義工嘉許典禮，麥彩婆婆獲頒「五十年以上長期服務獎」。「那時我們還沒有『義工』一詞。」她憶述。「大家都很窮，住木屋區。我們去做家訪，了解工友們（當年香港洋務工會成員）的需要，互相支持。」這可算是香港早期義務工作的典型例子。

1998年，政府推動義工運動，把其制度化。「過往情況是『拍膊頭』工作就叫義工，定義不很清晰。」社會福利署高級社會工作主任（義務工作）陳幹恒說。「各機構計算義工人數也是各施各法，你話十個，我話一百個，無法比較。」

社工：絞盡腦汁為跑數

「推行義工運動是為了把義工一事納入正軌。從那時開始，義工隊可以報告義工時數。時數達一定程度，我們會發嘉許狀，予以表揚。」陳幹恒解釋道。

截至今年年中，註冊義工機構數目逾二千個，義工人數由1998年的五十多萬上升至超過九十萬，總義工時數也由最初的每年百多萬小時大升至每年二千一百萬小時。數字顯示，港人既比以往更熱心做義工，亦樂於給自己的服務一個指標。

「回想十年前，假如學校說要搞義工活動，家長會反對，覺得做義工浪費時間，只希望子女能專心讀書。今日已經不會再有人問『為何要做義工』了。」陳幹恒道。

問「為何要做義工」，其實是一件好事。因為當無人再問，做義工的意義就開始模糊了，各種各樣的義工「變種」也因此出現，其中一種名為「吹雞」。

「吹雞的意思是，我們要為一些意義與趣味較低的活動，集合義工，充當『人肉布景板』，以令場面不致太冷清，在嘉賓面前出醜。」現職社工Daniel道。

「這些活動多是XX啟動禮、YY閉幕禮或與ZZ真情對話等等，如果請來的是曾蔭權或者唐英年，這對參加者有幫助，活動亦受歡迎。可有時候，不是什麼傑出人士，只因捐了大筆錢，就為他搞個活動。」

「這些活動無法吸引人參加，上頭便會逼我們叫義工參與。」

Daniel任職的機構，平均每兩個月會舉辦一次全港性活動。「每每臨近舉辦日期，機構便開始逼單位出人，於是中心主任就會好緊張，怕無法達成要求，在高層會議中遭受批評。」

除個別活動外，Daniel亦表示每個單位必須組織一定數目的義工活動，以達義工時數標準。此外，單位之間更會公開鬥多時數。這種「跑數」任務令Daniel頗受壓力。

「較缺德的單位就乾脆亂報義工服務時數。反正那是任你填的，你寫十就十，一百就一百，沒有人管！」Daniel憤然道。「義工本身不清楚社工為他報了幾多。況且多報了對他也有好處，所以不會投訴的。」

義工風氣盛行，大學把其視為關心社會的指標，與體藝等「寫得進成績表」的活動具同等地位。然而，義工一年服務達五十小時便得銅獎、二百小時便得金獎，把同等時間投放在體藝上，實難有所成。因此，勢利學生會以義工獎項作為進大學、爭取獎學金等的快線，努力「跑數」。

社工為活動「吹雞」，方法五花八門。基本做法是Cold Call、打人情牌。無計可施者，或會「自吹」─由職員扮義工參加活動，充撐場面。Daniel自己就有此經驗：「出同事簡直是浪費資源。以社工為例，一節（即四小時）人工就要逾500元。」

「自吹」之外，還可「請人」：「有些以邊青為對象的單位，你叫邊青去聽講座，他們怎會理你？惟有用錢解決。一架旅遊巴，把義工全載上去，發放義工津貼。雖然只是數十元，可對青少年而言已不少了。去到就只管坐，什麼也不用做。」

社署：時數津貼難監察

「搞活動，我們經常說要有needs。如果無的話為什麼要做呢？但沒辦法，機構政策，不能不做。」Daniel說。

陳幹恒坦言對各義工機構報告的時數並無監察，只以信賴態度處理。他強調，報告義工時數純屬自願性質：「我們請機構上報時數，不過是想表揚義工服務，不是什麼規定的事。」

「機構申報時數，押下的是其名聲，況且做義工本是開心和值得鼓勵的事，毋須太過猜疑。再者我亦無條件作任何懷疑。某日某小時某義工是否真的在工作？我無法知道。他們報給我，我會照單全收。」

陳幹恒表示，一個活動從籌備、執行到檢討，可分成多個部分。究竟哪部分才算作義工服務？社署亦無硬性規定，一切讓機構自行選擇。「所以機構是否『報大數』，也就難以界定。」

對於「吹雞」的情況，陳幹恒有如下看法：「說『吹雞』、『撐場』，或許聽上去很負面。但如果市民能夠參加活動，從而增加對社會的了解，也可算是達到了社會服務的目的。」

「我也明白這些事可能會對社工構成壓力，但如果從受眾的角度去想，有個機會讓他們可以看到社會的不同面貌，也是一件好事。」

問到機構義工津貼的用法是否須向社署交代，陳幹恒則說，「我們沒有所謂義工津貼這回事。但假設有一班住在天水圍的義工需要到港島服務，機構當然可提供車費。」

「如果有一個全日活動，你請義工吃一頓飯，喝一支水，本是人之常情。機構如此安排，我們也不會反對。」對於以津貼招徠邊青參加活動之事，陳幹恒則不同意。「這就與義工精神有牴觸了。義工服務必定是無償的。」

「一個活動給幾多支水才叫合理呢？這就很難說，要視乎活動性質。這個我們也不會硬性規管，由機構自行決定。」

從受到施的升華

據今年升讀大學、有七年義工經驗的林子君觀察，近年港人做義工日益普遍：「社會上出現愈來愈多義工團，我身邊也有更多朋友有興趣做義工了，十有八九也最少做過一次義工服務。」

對於「吹雞」活動，林子君表示一定不會去。「浪費時間又學不到什麼的活動我是不會參加的。」她亦擔心萬一參加者因「吹雞」活動而對義務工作有所誤解，可能會令他們卻步，以後不再參與。

「我學校有個『群牽服務團』，每星期都會有活動，如去老人院等。只有這樣長期去，才能建立彼此關係。」她說。「我們在老人院會唱詩歌、祈禱、做小手工……主要則是陪老人家談話。」

究竟參加者視義工為何物？林子君說其實看得出來的。

「就看眼神。一個人怎樣對老人家呢，跟他們相處時眼神是快樂還是毫無興趣哩……一看便知。」

「義工活動最緊要有心。就算你在老人面前又變魔術又噴火的，但到交談時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老人家又如何開心哩！」

終究是那句話──施比受更有福。嘴巴是你的，用來噴火抑或用來交談？就看你怎樣看義工的（今日）意義了。

2010年8月5日

楊天帥 城市專題

另類義工　自發關懷世界

幫人其實有好多方法。不一定要跟NGO（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不一定要計時數。

在美定居，現年十五歲的李穆熙（Matthew Lee）、十四歲的李穆敬（Mark Lee）及十二歲的李在恩（Jane Lee）三兄妹去年遊西藏後，花了一年時間，把旅程中所見所聞輯印成書，義賣以助當地兒童。誰替他們計時數？

遊記名為Bridge To Tibet，全書上至攝影，下至排版，全由三人包辦。「當初是爸爸提出這個idea的。」久居國外的Jane，說廣東話要斟字酌句，且夾雜英語，然仍不失淡定。「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西藏是怎樣的。我們有Privilege 去看，想tell everyone西藏是什麼地方。」

「電視看完不會令人思考，但書是more special的。Hard copies較能讓人impress，可以spread the message，讓人知道西藏的life quality 如何。」

在九日行程中，他們一家五口探訪了三所孤兒院、兩所鄉村學校。「我們realize到西藏的小朋友真的好thankful。」Matthew說。「他們的生活沒有香港學生和美國學生好，但總是no complaint, satisfy with what they have。」

「西藏學校的library只有一個櫃，一堆爛書。課室很殘舊，只有bulb和幾張枱，沒有insulation。」Mark道。

Bridge To Tibet印刷數量為三千本，費用全由其家庭一力承擔。每本賣100港元，籌得的3萬元善款，三位作者說要為當地五至六間學校裝修或者建孤兒院。

「只有3萬元，能裝修這麼多間學校嗎？」我心想，孩子未免很傻很天真，但原來很傻很天真的是我。

「我們的學校要好靚，好high quality，但西藏小朋友就沒有什麼expectation，花一點錢裝修，他們就已很滿足了。」比我年輕近半的Matthew 充滿信心地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