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6日 星期四

東京博藝會2012之「最現實的世界,也最脫離現實」


先引一件小事說明,甚麼叫做「最現實的世界,也最脫離現實」。


在東京時,我與一個多年未見的老朋友吃飯。席間少不免談到去年東北海嘯、福島核災。我說,聽聞東京四年之內將有大地震,請朋友冒必小心防範,云云。


聽罷,他忽爾拋出一句:「你們外界社會很擔心,對吧?」我覺得他問得奇怪,答說,當然。


「你知道日本人怎樣想嗎?」他問。我回答,不知道。


「我們想:呵──地震,呵──輻射。」他以淡然的語調道。「就這樣。」好像說的不是死傷逾萬的災難,而是呵──法國大選;或者呵──陳師奶大肚。那種漫不經心,就是給人這種感覺。


我說,那可是你自己的性命!不擔心?


「不擔心。」他呷一口綠茶,依然是那樣無所謂。


最現實的世界,也最脫離現實。

***



今年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一日在日本東京舉辦的第八屆Art Fair Tokyo,共有一百六十多個單位參與,吸引53000人進場,為歷年最多。活動以整個東京國際會議中心展覽大廳為會場,規模比過去都大。

Art Fair Tokyo首辦於2005年。去年,博藝會因東北災害從四月改期到七月,共有一百三十個單位參展,43000人參觀,比前年少7000人。

東京博藝會與世界各地同類型活動的最大分別在於,它除展銷藝術品外,還賣古董、裝飾品等各種東西。不少入場人士專為古董而來,聲稱它們比當代藝術品更具投資價值。

會場中,來自香港的畫廊只有Gallery EXIT。策展人陶心書指,今年銷售成績一般,做成買賣的客戶都來自外地,「日本藏家比較少,因為他們傾向收藏自己本土作品。」

Art Fair Tokyo力圖為自己豎立國際地位,只是目前並不算很成功。外國畫廊比例甚小,遊客亦以日本人佔絕大多數。今屆活動口號是「紮根亞洲的東京」(アジアにおける東京),以此為題,主辦單位首創「Discover Asia-探索亞洲」展覽部份,邀請來自中、韓、台的畫廊參展,與日本主場單位對話。北京的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是當中焦點,台北的其玟畫廊亦頗出眾。



縱觀場內展品,不難發現,日本藝術家總的而言並不熱衷於與社會議題正面交鋒。中東戰爭、第三世界的疾苦,彷彿是火星的事,與他們無猶;日本職場對人性的扭曲變型、女性地位在近代的轉變,也善有成為創作題材。

雖說東北災害已是去年三月的事,回應的作品多在去年Art Fair Tokyo展出過,然而今年展場內反思天災人禍的創作,還是比預想要少。除小山登美夫畫廊展出桑久保徹的作品外,能撼動筆者寥寥可數。

日本當代藝術,給許多人的感覺從來是自我探索多於外界連繫,與歐美主流介入世界大事的傾向大相逕庭。

早有評論家分析,箇中原因在於日本偏安多年、文化一元、社會數十年間未歷經重大轉變,導致藝術家對外在環境感受不深。加上當地動漫遍地,新世代吃高達、美少女戰士奶水長大,過於形像化、商品化、虛幻化的文化產物,令他們對世界真實的想像力受到局限。村上隆的作品,某種意義上反射出「你有你受苦,我有我微笑」的風氣。

然而,若就此蓋棺定論日本當代藝術脫離現實,也不妥貼。「最現實的世界,也最脫離現實」──從另一角度而言,日本藝術家,是最與民眾生存狀況接軌的。既然日本人並不特別擔心輻射,藝術家創作也不煞有介事地以輻射為題,難道不是最現實嗎?

事實上,日本藝術最常見的題材,正是當地人每天必須面對的問題。平良美樹作品反映的,是日本民間故事與神道精神;岩井優作品,則是對日本民族「潔癖」的探索。日本人看自己的藝術,不僅不覺抽離,反而饒有興味,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日本是國民參觀博物館頻率最高的國家。

不過,由於世界主流藏家意識始終還是歐美一套,重視介入社會的概念,因此對日本創作並不特別感興趣。加上日本政府對當代藝術並不特別支持,稅制也不利收藏家購買藝術品,致使國內購買藝術品風氣不盛。人所皆知,日本經濟舉足輕重、流行文化輸出強橫,然而說到當代藝術在世界的地位,卻遜色得多。

不過,情況近年有改善跡象。村上隆、奈良美智等藝術家在外地的成功,令更多日本人關心當代藝術。願意培育新晉藝術家的畫廊、藏家數目近年迅速增長。始料未及的是,中國藝術市場的火紅,竟也令藏家在拍賣場、博藝會中「順道」把眼光落在鄰近的日本上,間接幫了該國一把。

日本當代藝術其實有內涵、外在條件亦不差。然而如何把現實與非現實的矛盾轉化,無疑是當地藝術家必須面對的問題。若日本藝術能妥善梳理其傳統文化與民族特色,並在21世紀找到嶄新角度介入世界,可望成為全球藝術界一度不可忽視的獨特風景。

作品精選

日本人的潔癖與「唱紅打黑,愈打愈黑」
藝術家:岩井優(Iwai Masaru)
畫廊:Takuro Someya Contemporary Art
作品:清潔系列



甚麼是清潔?「清潔?清潔囉。」

甚麼是潔癖?「潔癖?有病囉。」

但在岩井優的作品中,清潔不只是清潔,而成為一「把被視為污穢的元素從一點轉移到另一點的儀式」(容許我把意念複雜化,下文自會解釋。)如此一來,潔癖也只不是潔癖,而成為對上述儀式的執著。

日本民族的潔癖是出了名的。這樣說好像在貶低他們,然而實情不是如此。「潔癖」對日本人而言,並無負面含義,甚至莫如說是好的,那是一種追求完美與認真處事的精神。所以,我們喜歡日本貨,說它們質素好,與日本人的潔癖性格亦不無關係。

如果說日本人對清潔有種執著,則生於1975年的岩井優,是對這種執著有種執著。他多年來透過裝置、表演、攝影、錄像、雕塑,不斷以各種方式切入「清潔」的主題。他跑到公園,為各種雕像清潔(Park Cleaning(statue wash),2010),泡沫在空氣中飄搖,產生夢幻意味--清潔從來就有一種夢幻美。滿身泥污的骯髒令人聯想到勞動、現實;貴族式的清潔則顯得虛幻、浮華。泡沫覆蓋在雕像上,成為雕塑的材質,於是雕像的歷史也變得夢幻起來,成為一種獨特的「清潔史觀」。畫家儼如頑童般惡搞雕像老照片,在銅像上左手加掃帚,右手畫水筒,更進一步強調「清潔史觀」如何植根於日本文化中。

但「清潔」如果只是「把被視為污穢的元素從一點轉移到另一點的儀式」,那這一儀式便不保證「受清潔」的物品會變得乾淨。

甚麼意思?岩井優在錄像作品Galaxy wash(2008)中,洗菜、洗雞、洗杯、洗鬆弛熊公仔,一盤水,愈洗愈混濁,鬆弛熊沾上菜味、雞味--「受清潔」後它是乾淨了?骯髒了?一言難盡。

骯髒為何,本無定義,一如「唱紅打黑,愈打愈黑」,日本人的「潔癖」,由此想來,到底洗走了甚麼又添加了甚麼,也就變得可疑。


吞噬萬物的大海也是一道彩虹
藝術家:桑久保徹(Kuwakubo Toru)
畫廊:小山登美夫Gallery(Tomio Koyama Gallery)
作品:她穿過的老舊西柚色衣服(The old pomegranate color clothes she used to wear)



桑久保徹的畫作之所以是會場內對東北災害回應得比較好的作品,很可能因為他本身向來是一名喜歡畫海、畫浪的畫家。海嘯對他而言,恐怕也比他藝術家有著更加深層的意義。

《她穿過的老舊西柚色衣服》,前景是一片災後的頹垣敗瓦,零星的人不知所措地站著。畫中的大海是一度彩虹,海浪化成層層顏色,向前推進,血紅的天空中流淌一條寬闊的銀河,白色繁星閃耀得格外翠燦--那是逝者的亡魂在天堂的祈禱。

畫作既反映作者對受災者的關懷與同情,也寄語他們放開懷抱,放下事件帶來的包袱。兩項信息的平衡很重要,強逼災民樂觀面對,對他們而言是殘忍的;但一味同情,也只能讓受苦者繼續沉溺於痛苦中──你與我心底都明白,某種意義上痛苦比毒品更易上癮。《她穿過的老舊西柚色衣服》畫面下部雜亂緊湊,與上部廣闊無垠形成強烈對比,彷彿在向災民訴說,世界委實是變得一塌糊塗,但請別忘記,已逝的永遠在祝福你,鼓勵你走出去,回到人生的康莊大路上。

與作者2008年作品《參列者與幸運的顏色》相比,《她穿過的老舊西柚色衣服》筆觸粗糙了(照片看不到,原畫筆觸十分大刀闊斧),天空變得簡潔,更重要的是,海濤的彩虹在災後反而更加實在,彷彿作者對海(海可以是自然/人性/前路的多重隱喻)的信心,不僅沒有失去,反而更加熱熾了--大海從來都是人的希望,終究一切失去的,只能復在大海尋見。


怪獸與靈獸的一線之差
藝術家:石塚隆則(Ishizuka Takanori)
畫廊:nca(nichido contemporary art)
作品:靈獸系列

畢加索有一句話,「我用了四年時間學習繪畫得像拉斐爾一樣,卻窮了一生去學習畫得像孩子。」



為甚麼要畫得像孩子?因為孩子擁有珍貴的赤子之心──它毫無保留地接受眼前所見的一切,不像大人,把一切異於常規的定義為錯誤、怪雞、不可行。

童趣與動物是日本當代藝術常見的題材,然而許多作品沒能提出新思維,或者學孩子創作卻沒有學成,無法摒棄自己對世事的種種偏見,終於淪為陳腔濫調。

而石塚隆則的作品,則不同凡響。他本身喜歡以小動物為創作題材,認為牠們出生、吃、喝、交配、死亡的純粹性表現出生命的光輝(對!只要沒傷害到人,懶惰其實就是生命的光輝)。這種思想與畢加索尋求赤子之心的理念相通。

石塚雕刻及繪畫的動物,色彩與形象皆脫離現實。技巧固然是嫻熟的,意念卻總不禁令人想到孩童在紙上亂畫。少女看見石塚的作品,大叫「卡哇依」,然而若你駐足長時間觀望這些奇特的小動物,比方說那隻疑似白兔雕塑,心頭卻不期然生起一股恐懼來。

為甚麼恐懼呢?它的來源是錯置──因為石塚的主題其實不是貓,不是白兔,不是熊,因為我們平時所見的貓、白兔、熊,皆不是這副模樣的。說穿了牠們統統都是怪獸(靈獸)。看見怪獸,自然覺得害怕了。



不過,假如你是三歲細路哥,你不會這樣想。孩子採取的,是另一條思路。他們沒有很多往事與經驗參照,因此不會覺得這些怪獸(靈獸)奇怪,反而把牠們當做正常動物看待。

一如他們畫畫時,總不知為何把父母填成青色(或各種奇怪的顏色)。難道他們的父母真是青皮膚麼?不是的,只是在他眼中,其實父母的皮膚是甚麼顏色都無所謂。這種胸襟,就是藝術家,乃至人類必須重新尋求的「赤子之心」。

可惜,大部份成年人可不是這樣想。人家皮膚黑一些,我們就去歧視他們,說他們恐怖了。
















2012年4月25日 星期三

為什麼大象叫大笨象


2011-08-15

為什麼大象叫大笨象

烏托邦森林曾有這樣一條短片,名為《為什麼大象叫大笨象》,拿過第十六屆IFVA 青年組冠軍。導演叫李國豪,是一頭大象。

與「方生方太已經有香滑軟熟嘅靚飯食嘞,李生仲喺度等食,等到發??」那個紅A 廣告設計同樣,李國豪把畫面分左右兩半。

左邊是A 象,右邊是B 象。A 作鄉巴佬打扮,一個勁兒吃蕉;B 戴黑超,很潮,面前是一個果籃,內有西瓜橙雪梨荔枝,各色各樣。

鏡頭拍兩頭象吃水果,一分鐘後,B 象忽然一笑,問A象:你知道我吃過什麼嗎?

A象說:我不知道。

B 象聽了,哈哈的自豪地掰起象指頭來:我吃過蘋果、哈密瓜、拉面、芝士──單單是芝士已令人目不暇給!有Mozzerella、Brie、Munster,不過說到最好吃的,還是法國的Trappiste de Belval。Oh,C'est Charmant!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A象說。

你知道我吃過百味珍饈後,才發現香蕉其實並不特別好吃嗎?

「我不知道。」A 象說。「因為我不知道,我才一直吃蕉呀,而且吃得很快樂。來,我跟你算算。於我而言,蕉是最好吃的,10 分好吃。而你呢,本來蕉值10 分,吃了蘋果後,覺得它比蕉好,於是蘋果是10 分,蕉變成9 分。吃了哈密瓜後,又覺得哈密瓜最好,於是哈密瓜是10 分,蘋果是9 分,蕉是8 分……」「結果,吃了三條蕉的我,有30 分。你吃了香蕉+蘋果+哈密瓜,值27 分。你搞這麼多東西,不是很笨嗎?不如叫你做『大笨象』如何?」B 象並不回答,A 象也默然了。

又一分鐘,B 象恍然大悟說: 「你說得對,我真笨!應該叫『大笨象』。」說完丟下手上的蘋果,哈密瓜,走了。牠打算以後除了蕉以外,什麼都不吃。

A 象還在吃蕉。正當觀眾以為短片落幕時,A 回頭察看,見B 已然遠去,便狡黠一笑,從畫面左方跨到右方,拾起地上一個蘋果,咬: 「好吃!」於是,A 也成為大笨象了。

這時,一隻名為C 的象,剛剛進入畫面左方。

克洋陳雅妍Dilala何倩彤周思中

螞蟻的啟蒙時代


2011-08-01

螞蟻的啟蒙時代

最近,有人類問我: 「為何在蟻路上,後一隻螞蟻把前一隻撞傷了,前一隻便要被殺死?

(還要埋起來)」這問題對螞蟻而言是荒謬。然而作為人類學者的我,卻深明人類疑惑的來由。

事實上,人類對螞蟻社會存有根本性的誤解。茲晚生謹撰此文,願略盡綿力,促進人類與烏托邦森林雙方之了解。

先談人類。人類雖係一種族,卻有數不盡的語言,文化亦各異。儘管如此,至今仍未發現一種語言是沒有「我」字的。「我」是人類文明的核心,正是與螞蟻社會最迥殊之處。

眾所周知,螞蟻語中並無「我」的概念。他們腦裏只有「組織」(或稱「國家」、「黨」)。以生物的細胞為例,當一細胞發現「我」(學術上稱為「啟蒙」),便會不聽使喚,無法與其他細胞配合,對生物構成危險。

這情況在生物學上稱為「患癌」,音樂上則稱為「起來!不願做勞隸的人們!

」為使身體機能重回正軌,出問題的細胞要修理,以消除「我」(過程稱為「勞改」)。如無法消除,便加以隔離( 「被失蹤」)或殺害( 「自然死亡」)。至此,文首的問題也就不難回答:為了「組織」的順暢運作,一隻蟻的死,何足掛齒?

不過,我也認識一隻螞蟻,名為A 的。他讀過村上春樹的《尋羊冒險記》與《世界盡頭與冷酷異境》中個體對抗組織的情節後, 「啟蒙」起來。當「組織」命令他殺死阻蟻路的同伴,A 竟抗命去施救。

事後,隨其父親「啟蒙」了的A 的女兒在微博寫道: 「有蟻說,作為一隻蟻,我爸做對了;作為一組蟻,我爸做錯了;對於我爸來說,他從沒把自己當一組蟻,他只知道他是一隻蟻。」最後,A 當然是要「被尋釁滋事」的。

沒有一隻蟻為A 伸張。可他的事迹,與其他同類型的事迹一樣,沉澱於眾多螞蟻心中。我記得A 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五年後、十年後,同樣的事件重演,懂得『我』的蟻會愈來愈多。

『我』們的時代不遠了。」人類,你懂得這話的意思嗎?

克洋陳雅妍Dilala何倩彤周思中

老鷹與公廁


2011-07-25

老鷹與公廁

十年前的事了。因為香港與烏托邦森林是如此相似,大家想必也猜到,後者也有一年一度的書展。烏鴉和尚與專欄作家老鷹每年均會藉此機會出書。

那年,烏鴉作品名為《卍》。因為談的是當代藝術、環球政治、流行符號與環境議題四者的糾結與角力,所以賣得很差。老鷹的新著則有一個響噹噹的標題:《獅子大王真仆街》。「仆街」(planking)熱潮正旺,老鷹的新書有多好賣,不必多費筆墨描述了。

「我走在現代社會之先,至少十年後世界才會明白我的巨有多大重要性。」烏鴉宣布。

「那你趕快找Jacqueline 租個迷你倉,十年後再來賣好了。」老鷹漫不經心地應道,隨即擰頭對讀者說: 「加十五元送啤牌。」老鷹的攤位貼了一張海報,上面是牠的大頭照,旁邊直排一行文字: 「烏托邦森林五十位公共知識分子之首」動物們爭相購買牠的新書,高峰時期竟一分鐘賣出十本。

老鷹簽名簽到手都痠,反觀烏鴉門可羅雀,偶有動物駐足停下,好奇地拿起《卍》,信手一翻,問: 「這書你出啊?」「是的。」「這樣啊──書名到底怎麼唸?」問完,又復放下,走了。

「?模神獸卡,十元一套二十元三套五十元八套一百元十八套──」老鷹的夥計高聲叫賣。烏鴉聽着聽着,按捺不住,忽大聲自言自語起來:「公共知識分子嘛──這令我想起公共廁所。廁所有分很多種,有公共的、私人的、商業的。誰都知道,公廁就是任人上、骯髒、質素差劣。為配合使用對象,公廁不得不作某方面的犧牲。比方說,公廁不可安裝廁紙,為什麼呢?因為公眾會偷掉。高級廁所就不同了,乾淨整潔,不用說廁紙是有的,還配備熱毛巾──」烏鴉幻想自己是中國會的廁所,李察.基爾對鏡梳頭。

「加十五元送啤牌──多謝。」老鷹一邊做生意,一邊也大聲還擊。「大家都在街頭憋尿,你還搞什麼高級廁所!洗手間恕不外借,難道不是見死不救?不是資本主義的惡?不是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克洋

傳教士的愛


2011-07-18

傳教士的愛

從某種意義上講,宗教與生物並無二致。它能透過教條與經文,保持體內平衡,確保教派不致迷途。它具組織性,權責清晰、階級分明。它會新陳代謝,把糖分(資本)轉化為能量(活動)。它具適應性,每傳到一處,便與當地風俗文化有機融合。它當然也會反應及生長。至於繁殖,宗教一分為二的例子,世上不是有很多嗎?如果宗教是生物,信徒便是細胞,負責不同工作。

具保護作用的表皮、傳輸氧氣的紅血球、接受刺激的眼睛……貓牧師是消化系統的一分子,作用是吸收養分。具體任務則是傳教。

先同讀者諸君交代一下。貓牧信神,但這是烏托神,而非基督宗教的神,因為正如大家所識,神愛世人,卻沒有說神愛世動物的。不愛自己的神,貓牧當然是嗤之以鼻了。貓牧已有三十多年牧師經驗。這些年來,每當牠遇上大象,便會友善道: 「參加我們的香蕉大食會吧!」其實當然是團契聚會。碰到道德家田雞,則說: 「神乃道德之根本。」老鼠記者: 「神有世上最神秘的內幕消息。」反對派領袖狐狸: 「神會支持你為民主發聲。」獅子大王:「神是最偉大的君王,請以祂為榜樣。」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貓稱為一種「技術」。就像做飯要添調味料,雖則食物吃進肚裏都是殊途同歸,可白飯添了豉油、牛排澆了紅酒汁、咖啡加了糖奶,就容易下嚥得多。不消說,獨沽一味是行不通的,正如咖啡不能加紅酒汁,Dr Dog 不可用香蕉利誘一樣。

「近代考古學為我們提供了強而有力的科學證據,證實烏托經是真實的古卷。所以,神是真實的。」貓牧師說。Dr Dog 的調味料,是科學證據。「噢,是這樣啊。」Dr Dog 答得有點漫不經心。「可我不明白,烏托經是真實的,為什麼神便是真實的?」沒想到會被反駁,貓牧師有點慌張: 「因為烏托經是按神的默示寫成啊。」「科學證據呢?」「因為烏托經是神的話語啊。」「科學證據呢?」「《烏托經》是這樣記載的。」「這不是科學證據啊。」貓牧師給說到有點憋氣: 「信仰是不需要科學證據的。」「噢。」Dr Dog 懶懶道。「早說嘛。繞了一大個圈,不是回到原點嗎?為何不乾脆一開始便直截了當地說呢?」「因為……因為……」貓牧師囁嚅道。「因為我像神愛世上動物

一樣愛你們啊!」

克洋

東非大旱


2011-07-11

東非大旱

「東非面臨六十年來最嚴重的大旱。一千萬人受影響,數百萬人缺糧,喪失性命的動物數以十萬計。英國樂施會公開呼籲全球捐輸,目標為6 億頭黑羊,為該會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非洲援助行動。」在地球另一方的烏托邦森林中,獅子大王翻開報紙,讀到這條消息。

建西九要216 億、高鐵要669 億、機場跑道要1362 億,獅子大王珠心算,發現金額分別可助非洲度過36、111.5 及227 次「六十年來最嚴重的大旱災」。那可涉數十萬動物的安危!獅子大王記得范仲淹說的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王者是應該憂天下的。

「萬萬不可!」重臣美洲豹(此君仍未被炒)高呼。「一旦撥款支援,其他貧窮地區也就向你攤大手板了。這與走在站滿乞丐的街道上,錢包不可露眼,是同一道理。窮動物眾多,你幫得幾個?」「況且,東非饑荒,與該地區自傷不無關係。

軍閥混戰、治安惡劣,以致內亂不息,國力消耗,這又如一個戒不掉賭癮的賭徒,敗光身家,被高利貸抓住,你好心替他贖身,下一秒他便又去賭去賒了。」獅子大王不懂得如何回應。「荒唐!」他喝道。喝完又靜默了,為什麼荒唐,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只知道擇善固執。

「擇善固執?何謂善?以公帑對他國行善,豈非對己國之惡?」獅子大王覺得美洲豹的話不無道理,但牠太氣憤了,於是對天發射胡椒噴霧,把美洲豹噴走。

出乎獅子大王意料之外,向來反政府的老鼠記者,這次竟罕有地支持: 「烏托邦義助東非同心救數十萬動物」大象說: 「大王賢明!」烏鴉和尚說: 「慈悲為懷,阿彌陀佛。」六四被毆打後剛剛康復出院的Dr. Dog 說: 「動物對政府滿意度上升。」鬍鬚豬也吶吶道:「好過派錢。」得到大家稱讚,獅子大王當然開心。雖然美洲豹的預言應驗了,救援組織來函如雪花飄至, 「為何他有我無?」獅子大王不懂如何回信,但他認為,這都是後話──地區連接、文化發展、物流競爭,與救數十萬生命相比,都是後話。當然,要是有誰問獅子大王為什麼,他一定答不上來,還會發怒,拿出胡椒噴霧呢。

思考題:小朋友,獅子大王的做法,你同意嗎?如同意,請捐款至英國樂施會: https://donate.oxfam.

克洋

熊貓面試


2011-07-04

熊貓面試

七月一日,大批動物上街遊行,就好像東非動物大遷徙一樣。(媚俗圖像是彤雲落照,渾圓的「紅雞蛋」

前面有長頸鹿的剪影)

每年上街,都有林林總總的導火線。今年主因要歸重臣美洲豹。牠說服獅子大王以6244 億天價收購消音機「陽澄湖一號」,藉此企圖消弭「烏托邦森林民主陣線」領袖狐狸的反對聲音。狐狸會否被和諧,仍屬未知數,但牠被失蹤的消息,經老鼠記者一報道,卻早已激起民憤,促使動物們上街遊行。美洲豹計策弄巧成拙,令獅子大王頗不滿。牠甚至一度懷疑美洲豹其實是臥底, 「曲線支持」狐狸反政府,欲辭退之而後快。

於是,獅子大王聯絡獵頭公司,試圖聘動物取代美洲豹。獵頭公司找來熊貓(15 歲,高考6A)面試。

「請坐。」獅子大王說。熊貓自信而不無神秘意味地一笑,坐下。「介紹一下自己吧。」熊貓答: 「我是熊貓,最叻推理。」「啊。」熊貓又再一笑。

「你到底笑什麼呢?」獅子大王問。熊貓侃侃道: 「請容我示範推理。你說了『啊』吧? 『啊』是理解的意思。也就是說,你本來不知道我最叻推理,即是你未有很細心地讀過我的履歷表。」熊貓振臂道: 「結論就是──你的工作很忙。你需要我的輔助!」獅子大王想說,他根本沒看過什麼履歷表,可熊貓滔滔說着,牠無法插嘴。「只要有推理力,凡事可成真。比方說,狐狸要求民主公投,你可以應承牠,然後把票站設在水底。如此一來,投票率一定很低的。」熊貓振臂:「結論就是──大家都反對投票!反對民主!」「再舉一例,因為有6.4 萬頭動物上街,所以有703.3 萬頭動物反對遊行。大王可以很高興地宣布,大家終究是支持你的,遊行的動物只是尋釁滋事,應該全數被失蹤。」「那麼──」獅子大王正要說話,卻被熊貓打斷: 「結論就是──無論什麼事,只要你招呼一句,我可以替你推理出任何結果!」「好了──」熊貓再打斷:「看,你說『好了』!即是你對我的才能感到很滿意。烏托邦森林就是需要我這樣的動物材料。就因我是6A、15 歲、高材生,連上街都比一般動物威水,值得登上A1 頭條。我一定會盡心盡力為大王服務!」這時,獅子大王終於按捺不住,叫來老虎警察,把熊貓拖出去閹了。

「胡說八道。結論就是這種動物,應該抓去做公公!」

克洋

如收監八十日可封口一年


2011-06-27

如收監八十日可封口一年

「那麼大王你的國就可以千秋萬代永流傳了。」重臣美洲豹說。

牠向獅子大王呈上一部名為「陽澄湖一號」(簡稱「陽一」)的機器,機器式樣好像耳機,只是左右兩邊不是擴音器,而是兩隻蟹鉗。

「這個,掐着罪犯兩邊耳朵,開機。八十天後,罪犯就不會多嘴多舌。使用一次,有效期最少一年。」獅子大王沉吟良久。狐狸的「烏托邦森林民主陣線」愈演愈烈,再讓牠鬧下去,或許會動搖烏托邦森林根基也未可知。美洲豹送上黑羊燉燕窩做點心,獅子大王鄙夷喝道: 「別想賄賂我!」自從讀過范仲淹,牠早已把一己私利視如糞土。牠只想做個名君,流芳百世。

有些動物咀巴說說就成為英雄,又有些動物,默默耕耘卻名譽掃地。喊口號是很容易的, 「爭取和平!爭取公義!」誰不愛和平公義?只是沒有動物知道該怎麼做。空洞的口號,容易擦出怒火,怒火一燒,足以把整個烏托邦森林化為灰燼。當然,怒火也可化成篝火,照亮文明之光。那到底怒火是好事壞事?這問題就如核能發電,那是一場賭博,一場押注是所有動物的性命財產的賭博。

「其實我不想要千秋萬代的政權。」獅子大王說。「我只想子民身體健康,幸福快樂。」「那麼,你更需要『陽一』。」美洲豹清清喉嚨,續道: 「有『陽一』,尋釁滋事者就封口,社會就和諧,動物就幸福。」牠向獅子大王詳細介紹「陽一」功能: 「有三個程度。

Level 1: 『陽一』會發出『掐你、掐你』的聲音;Level 2: 『掐你老婆、掐你仔女』;Level 3: 『掐你老豆、掐你老母』—」獅子大王打斷牠話頭: 「身為一個明君,要確保動物有言論自由。」「所言甚是!但不必確保言論自由後有自由。世事都是這樣,學生考MC,也可自由選擇答案,只是選錯會無分。大王也可參考宗教。有種宗教的神,也給動物選擇自由。可當動物選得不合祂心意,動物就要被罰。你看這個神,動物不是對牠又敬又畏麼?

」我要見到大家笑,不要大家哭,也不要大家的怒火燒掉烏托邦森林,獅子大王想。牠聲音顫抖地吐出兩個字: 「幾錢?」「6244 億。」美洲豹愉快地答。獅子大王提起電話筒,徐徐說:「老虎警察,去抓狐狸來。

就說牠逃稅吧。」

克洋

老鷹與麻雀的公平詭辯


2011-06-20

老鷹與麻雀的公平詭辯

人類世界的劏房,烏托邦森林也有,那就是麻雀的巢。以前說過獅子大王為發展黑羊牧場,大量砍伐樹木令麻雀巢毀蛋亡。麻雀很不開心,哭了很久。現在可以讓雀鳥棲身的樹木少得多了,無力負擔樹價的麻雀只好住「劏樹」。動物生活總有歡喜,冬去春來,麻雀再產下六枚鳥蛋。快要做媽媽了,麻雀覺得很幸福。

不過,牠也煩惱,區區劏樹,如何容得下一家七口?麻雀必須另覓居所,儘管這實在很難,比要求曾蔭權對市民講話時不要黑面,更難。有志者事竟成,曾蔭權要加油。又越過高山又越過谷,麻雀也千辛萬苦,終於找到一棵無鳥看管的大樹。牠興高采烈地築新巢,逐隻逐隻蛋搬過去。新居入伙了,萬事俱備,接下來就只須靜候孩子出世。

等到第三天,老鷹飛來──就是那隻報章專欄作家。牠一降落在梢頭,就對麻雀說: 「公義或正義(Justice)的基本理解,是JohnRawls 的正義論──公平即公義(Justice as Fairness)。空間公義(Spatial Justice)則是思考如何將空間這種有限資源,讓社會上不同動物可以更公平享有。一如你有兩隻蒼蠅,不可以一隻分給盧文氏樹蛙,一隻分給非洲象,這是不公平的。我大你小,應該把樹讓給我,否則有違公義。」「先到先得。」麻雀不太懂得講理。「大家都係生物,本應無分你我,共享資源。你這種自私自利的犬儒心態,要不得。」「我的孩子無地方住。」麻雀抗議。「我的孩子也要地方住呀。」鷹一揮爪。「牠們明天就要破殼了。」於是老鷹建議,來個公平競賽,大家用三小時築巢,誰築得更大,誰就能住這棵大樹。麻雀說: 「不公平,你力氣比我大。」老鷹略沉吟,只丟下一句: 「算!」便飛走了。

麻雀繼續孵蛋,晚上睡覺時,有一點不安心。

翌日麻雀看到老鷹的文章:《麻雀是最缺德的道德家》,連忙閱讀內文,裏頭說麻雀自私自利,犬儒主義,不講公平公義,令老鷹一家連容身之所都沒有。老鷹的文章引起很大回響,大家一致認同麻雀黑心,老虎警察介入,順應民意,把麻雀的巢銜起,擲下。巢跌散地上,傳來六聲格勒清脆的碎裂聲。

「哇─」麻雀高聲哭了起來。老虎警察維護了公平公義,動物都很高興。最開心的當然是老鷹,牠的一家有大樹住了。

克洋

Dr. Dog 的48 小時


2011-06-13

Dr. Dog 的48 小時

據老鼠記者報「導」,Dr. Dog 因在「不適當的場合說不適當的話」,被毆至遍體鱗傷,目前情況危殆。

我真怕Dr. Dog 會死!不過寫小說有條規則:不可殺死一隻動物,除非牠非死不可。

那麼,公審大會開始了。Dr. Dog 犯了何罪?牠錯在喜歡扮梁朝偉,喜歡做英雄。

為什麼Dr. Dog 喜歡扮梁朝偉,喜歡做英雄?

回溯至求學時代,牠本天資平庸,甚至可以說有點笨。然而上帝卻賜予牠近乎完美的時間管理能力,這大大扭轉了Dr. Dog 的命運。同學喊苦說,一星期不可能讀完的書,牠四天就讀完了。Dr.Dog 不解,牠的悟性不是特別強,為何總能完成大家做不到的事?

為何時間在自己身上,總好似流得比別的動物慢?

這問題在牠心頭縈繞不休,直到一日,牠遇上Thomas Mann的《魔山》。據《魔山》說,時間的流動速度因人因地而異,例如山中療養院的時間流逝,就比地上慢得多;忙碌的時間流逝,又比沉悶快得多。

於是Dr. Dog 發現,原來時間的概念並非共有的。為解釋自己時間特別多的現象,牠大膽推論,世上的動物其實可分成兩族:24 小時族和48 小時族。

不幸的是,48 小時族只有Dr. Dog 一犬。而少數族裔在大族群中,是要遭受歧視的。早在Dr. Dog 還是小學生時,24 小時族就愛罵牠黐線、變態。「嘩,咁快計好條數,變態!」「份卷咁難你都合格,黐線!」Dr. Dog 也不屑與24 小時族為伍。為表自己與他們是兩個層次的動物, Dr. Dog 積極打扮。有動物訕笑:「男犬老狗,咁貪靚。」有的譏他「標奇立異」,可Dr. Dog 知道,這些動物都是Mr.、Mrs.、Miss ,而非Dr.,區區24 小時族之徒,有什麼資格批評牠?

牠們是妒忌,是癲狗亂吠……Dr. Dog 抵死嗎?

我不知道。你覺得呢?

克洋

Dr. Dog 的燭光晚會


2011-06-06

Dr. Dog 的燭光晚會

最近Dr. Dog 都沒有露面哩,讀者說不定早忘了。牠就是那隻自稱「髮型像梁朝偉,上鏡比獅子大王更耐看」的雜種犬。終於,我在一年一度的犬燭光晚會見到牠。屈指一算,上次碰面已是4 月4 日的事。我問牠整整兩個月到底跑到哪裏去了?在忙些什麼?

「就是為了今日的晚會噢。有些事想做,但拿不定主意。」牠的話音夾雜着低頻的咕咕聲,眼睛也缺乏昔日的神采。我問: 「哎呀,是否病了呢?小心身體。」「不是的,不是的。」牠耍手道。「不瞞你說,這些天我在研究歷史,想偶像與英雄的分別。」會場中,眾狗開始唱歌,唱〈汪汪花〉,但Dr. Dog 沒跟着唱,牠向我說起三百億年前貓狗戰爭的故事。那場戰爭打得很激烈,有一百隻貓和一百隻狗參與。貓方將軍叫貓貓,狗方元帥叫狗狗。

「狗狗常在一百隻狗士兵面前,發表演說,唱軍歌,振士氣,威風得不得了。我問你,狗狗算是偶像還是英雄?」「英雄!」我答。

事實上,在烏托邦森林,誰都知道狗狗英雄的事迹,這是常識。然而,Dr. Dog 聽罷卻搖首: 「不,我認為是偶像。」「站在一百隻狗面前的狗,或站在一百隻貓面前的貓,是偶像。

」牠說。「站在一百隻狗面前的貓,或站在一百隻貓面前的狗,才是英雄。」「噢。」我應道。牠繼續說: 「三百億年來,狗有狗集會,貓有貓聚眾。問題有解決嗎?沒有。就因為狗說狗話,貓說貓話,有誰敢在貓面前說狗話,狗面前說貓話嗎?沒有。沒有,怎麼溝通?

」「我──」Dr. Dog 像賣洗頭水廣告般一拂自己的頭髮。「──要做英雄。」少頃,又自言自語: 「可大家想要的,真是英雄嗎?偶像是很容易受落的,可大家會接受英雄嗎?」這時一直站在旁邊不發一語的老鼠記者開口: 「只要自己認為對的事,就應該去做!」同時面上泛起一抹詭異的微笑。「我要做英雄。」Dr. Dog 堅定地說,並突兀地站起來。由於Dr. Dog 不跟隨大隊,身旁唱歌的狗紛紛向牠報以責怪的目光。可Dr. Dog 沒有回應。

牠一個勁兒踏着穩重的

步伐趨向台前。因為牠的舉動實在太離奇,現在已成全場焦點。上萬隻狗屏息斂氣,準備看Dr. Dog 葫蘆賣的是什麼藥。Dr. Dog 深呼吸一口,鼓起勇氣,向全

場呼喊: 「喵!」

克洋

月圓巧克力


2011-05-30

月圓巧克力

聽說我去北海道旅行,在辦公室很投契但其實不太稔熟的Michelle 嚷道,要牛奶做手信。我想,北海道牛奶,最好在香港買——高檔超級市場有很多。誰都知道(除Michelle 以外),牛奶這東西是帶不回港的。

然這樣自欺欺人,也無甚意義。如是我只好給Michelle 解釋,牛奶過不了海關;倘放在行李寄倉,超低溫又會弄壞品質。她說,那麼要特產,什麼都好。買手信,自是要買特產,然而,什麼好東西香港沒有呢?

來到札幌,大小紀念品店都擺有大盒大盒的月圓巧克力(20 個入,1050 円)。包裝紙上印有黑壓壓五個大字: 「北海道限定」。一幅Photoshop 過後變得刷白的雪景照片上,滑雪哥哥和一頭馴鹿看上去很高興地嬉戲。

還有試食。不好吃倒是意料中事。畢竟北海道有名的是牛奶和蜜瓜,不是月圓和巧克力。要是好吃,嗜血的商家早就把它銷到世界各地,哪裏還有閒情跟你搞什麼「北海道限定」?

這麼一來特產不能做手信,手信卻非特產,真令人頭痛。

最後終究買了月圓巧克力。香港人,去完旅行放完假都得買手信,與同事分享。哪怕是去澳門,也得買兩盒蛋卷回來。

興沖沖請客,無人問津是另一回事。月圓巧克力過甜,我不喜歡,一個勁兒請同事吃多點,自己一塊也不碰。

Michelle 接過手信,沒有立時吃掉,只翻來覆去看包裝紙,像在做QC(Quality Control)。看見條碼起首是49,她才寬心,沙啦沙啦的拆開,把月圓模樣的巧克力塞進口裏,說:好味!

下班,路上經過日本零食店,擺在店門外的,是堆積如山

的月圓巧克力(20

個入,80 元)。有點擔心Michelle 會看見,不過這也是沒辦法的事。說到買手信,全球化也真夠麻煩的。

克洋

有機農業的缺陷


2011-05-23

有機農業的缺陷

晚飯是味噌湯、有機生菜沙律、米飯和焗魚餅。「いただきます。」(itadakimasu)諏訪太太說,這句話是對飯菜說的。

台譯為「我開動了」,直譯則是「我要了」,然其實這個「要」是指「要吃掉您」,所以いただきます裏頭有「感謝您讓我吃掉,令我得以生存」之意。此語來由已佚。最廣為人知的說法是源於佛教凈土真宗萬物有靈的教誨。

友人聽罷卻搖首: 「這不正是殺了人講句不好意思?怎好意思這樣說呢?」他的話令我想起在諏訪家幫忙的日子。他們有數塊偌大的有機農田,除草是工作中重要一環。雜草會攤分土壤養分,除掉了,農作物才能長好。

然雜草也有生命呀,鋤頭一揮,它們便得去見閻羅王。所以說,有機耕作這種「愛護大自然」的工作,其實殺生如麻,令人滿手血腥。

幫工的日子中,自我手上溜走的生命——雜草、害蟲(對人類不利的一概以「雜害」視之)——比我提筆寫作,多出何止千倍。

社會學人有句話:生為第一世界人,要銘記自己對第三世界永遠有種虧欠。如此推論,則第三世界應亦有欠於鳥獸、鳥獸又有欠於草木、草木對病菌、病菌對人類、人類……如此沒完。

既然踩在某屍骸上存活是無可避免的,既然對某物的虧欠是與生俱來的原罪,或許較之於試圖扭轉這一局面,還不如常存感激。飯前說一句「いただきます」,「知」就夠了。一個「知」字是改變不了什麼,然要是全世界都「知」,地球一定會在某種意義上好起來。我是這麼想的。

翻譯家們,把「いただきます」改譯為「紀念塗炭的生靈」如何?

克洋

何鴻毅


2012-04-24



傳說八十歲的何鴻毅,無論身在世界哪一角落,總能在五分鐘內回覆電郵。談到這件事,他只呵呵地笑,不置可否。說法是有誇大的,可也與現實相去不遠。像訪問前一晚他從溫哥華的家飛十三個小時到香港,才剛下機,訪問當天清早四時又匆匆起床,坐在電腦前。

「不累!」他神氣地道,向他的下屬一指。「就怕他們討厭我。」他性子急,辦事說話走路,雷厲風行。人家捐錢只會簽支票,他捐錢總要追問錢花到哪裏。但若忽爾撒手塵寰,他又滿不在乎。「怎講有什麼事情未做完呢?或者我還未食晏,可能晚上有個宴會,突然瞓低無得食?」他無所謂非要達到不可的目標。弘揚佛法,推廣藝術,都是無窮盡的事業,「做得幾多得幾多」。

訪問時看見何老先生精神弈弈,與在座所有人的惺忪睡眼相映成趣,公關小姐揶揄說,現在年輕人都晚睡。我辯稱自己已是「年輕人」中作息定時的一個。何老先生一笑,拋下一句:「嗜好太多。」他的嗜好是打網球、學佛、行善。祖父何東畫像在後,十數個徽章掛滿一襲軍服,下書家訓「懂得施,才有受」,何鴻毅銘記於心。何家顯赫,富可敵國,人所共知,但仇富的風從吹不入他家門。

當被仇的富人埋怨社會是如何不理性,他們可以聽聽何老先生的話。

「富不是問題,只要不貪,就是一件好事。為什麼有這麼多人仇富呢?我們先得看富人所作如何。他們貪不貪?你自己諗掂佢。」在富人因仇富風氣大盛而搞各種基金補鑊之前,何老先生已成立何鴻毅家族基金,連同他任主席的東蓮覺苑,資助藝術發展、宣揚佛學。港大、哈佛、史丹福、泰國國際佛教大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多倫多大學,都有他捐助的佛學課程或研究中心。

「好多老人家臨終,有些事憋在心裏不便跟親人說,但又想透露出來才去世。

那麼一定要找個人,去聽他說話。這個人一定要經過好多訓練,我們東蓮覺苑便在做這事..」何老先生解釋。

「另一個計劃是訓練一些人,走入監獄,引導犯罪的人改邪歸正..」弘法精舍呢,則做許多年輕人活動。他如數家珍地解釋,然後補充一句:「很多不記得了。

」然後不無得戚地說自己是「升上神枱的老懵懂」。

不去道場也不苦研佛理

這位「老懵懂」,說話裏甚少有老人家常見的拖沓、長氣與想當年,也找不到電視劇中弘揚佛道者開口埋口的「阿彌陀佛,善哉善哉」。然而他思考輪迴,思考生老病死,思考「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人生在世,能選擇的,只有多做好事。

何鴻毅的人生觀完全是佛學的,但他說自己不常去道場,不三跪九叩,不苦研佛理,也不嚴格要求自己聽經、打坐、參與節慶活動。他說,他走的是一條「信佛的捷徑」,這些都是悟一法師教他的。

許多年前,何鴻毅祖母帶他去觀儀式、讀經典,他也不喜歡。那時他還小,只覺得佛教呢呢喃喃很煩人。他的祖母是張蓮覺居士,1935年創辦東蓮覺苑,一心向眾生推廣佛法,自己孫兒卻不願聽。

“”

富不是問題,只要不貪,就是一件好事。為什麼有這麼多人仇富呢?我們先得看富人所作如何。他們貪不貪?你自己諗掂佢。”後來張蓮覺居士早逝,何鴻毅有志當記者,去了美國讀新聞,畢業後進《匹茲堡新聞報》和《國家地理雜誌》工作,把佛法丟到九霄雲外。1962年,何鴻毅回港,替父親接掌《工商日報》。當時《工商日報》是香港三大報之一,何鴻毅事業繁忙,也沒空間談佛。

直至1978年,東蓮覺苑董事會需要一位何氏家族成員入會,於是何鴻毅只好加入,那時他還是對佛教提不起興趣。

與法師到希爾頓食沙律

他記得第一次開董事會,自己作為新成員,居末席,首次認識鄰坐的悟一法師。法師比何鴻毅大二十歲,像杜甫一樣忙,北美、台灣、大陸到處跑,何鴻毅只在董事會上才能見到他。

開完會,法師說,一起吃頓飯?何鴻毅只道是素菜館,法師說不,是希爾頓酒店SaladBar。於是何鴻毅首次感覺,這個佛教徒有點不一樣,可以開心見誠地談話。

法師說,我知你做新聞界,事忙,不會有機會研究佛經,也不可能定時去道場拜佛。「不過其實佛教是一件好簡單的事。你只須要知道,佛陀是一個人,不是一個神。只是在他到處講學的時候,弟子把他的話寫出來了,才成為佛教。整套佛經呢,你記得幾個字就好:勤儉寬和。」「悟一法師說,人一定要有慈悲心、博愛心、寧靜心、隨和心,能夠達到這幾點,已是一個很好的佛教徒,不一定要深入研究佛經的。」何鴻毅說悟一法師是一個「摩登和尚」,因為他,自己才開始認識佛教。兩人成為朋友,一起遊歷歐美。

後來何鴻毅皈依,聽法師教誨,直至他在洛杉磯圓寂。那時候,他沒能見他最後一面。

「所以我覺得,佛教徒不必一定要成日念經。念經不是不好, 是好事, 有時間咪做囉。」何老先生說。只是他退休後,時間雖多了,終究還是沒有很用心鑽研佛法。

「但係我admin方面,跟得好貼㗎!」他給自己打的名號叫Admin佛教徒。八十歲的何老先生,現在負責管理兩個道場運作。信眾大小活動,他都要碰要問要理。

所謂信眾活動,不是燒香祈福、劏雞還神。何老先生始終相信佛教特點是要人獨立,自己解決自己問題。求籤、燒衣,都是對佛教的誤解。來到道場拜佛,不是求保佑,是要讓人有寧靜的心去處理心事;雕塑宏偉的佛像,不是為佞佛,是要讓人對比出自己與凡塵的渺小。

「說阿彌陀佛哩,即是歌頌佛陀。歌頌佛陀是好事,求神幫助則是廢話。」他說,又重複再提:「佛陀是一個人,不是一個神,這是悟一法師告訴我的話。」但對於佛教,香港人可能首先想起過年去黃大仙搶上頭炷香(其實黃大仙是道教的),或者正月十六向觀音借庫。總之就是迷信。老先生想,即使他出錢出力日搞夜搞,最多可能只影響到幾百人甚至一百幾十人,但做得幾多得幾多。

對於家族基金仍無法在中國推廣佛學,何老先生抱的也是這種心態。「事實上何鴻毅也到過大陸開拓,也和相關官員吃過午飯,對方也希望何鴻毅參與中國的佛學發展──問題是所謂參與也包括接受各樣條件──其實大家都大概猜到,這不是稀奇事。」2008 年《信報》林思華訪問何鴻毅時有這麼一段說話。四年已過,情況依舊。

我和老先生談到中國社會,談到小悅悅。他在網路上看過那段影片,覺得心痛。「這是社會問題多於宗教問題。社會問題,說的是政府問題、思想問題、社會制度問題、資本主義問題、共產主義問題、無飯吃的問題──人到了某一個階段,什麼都變得麻目了。」他似乎還想再說些什麼,好像是不知從何說起,又好像是無法組織字句,最後只能以一聲嘆氣作結。

微調第二階段基金資助政策「香港經濟發展很強,但你看我們的藝術,與世界相比還是很薄弱。我們有七百萬人,但當中有多少人是做藝術呢?仍然只是一個很小的圈子。」何鴻毅說。他希望透過何鴻毅家族基金,一方面為藝術家提供機會,另一方面培育觀眾,改善香港的文化生態。

何鴻毅家族基金自2005年起,捐助本土文化藝術活動眾多,如傑出華人作家交流計劃、「我的家在紫禁城」系列、香港管弦樂團駐團學員培訓計劃、「憧憬世界」攝影工作坊、「筆可能」寫作教育計劃、「敢動!」的身體教育計劃等等,資助項目範疇不限形式、內容,成為本土文化界重要的「米飯班主」之一。

然而何鴻毅透露,基金將在運作七年後,進入「Phase2」,政策稍作轉變。

「因為我們現在的視野有點太大,難有顯著作用。我們往後希望把資助做得更集中,比方說只做某一類型展覽,其他東西要我贊助,我不做。金額的總數是一樣的,甚至更多,但資助範圍要收窄,這樣才能做出更好的東西。」

▌何鴻毅小檔案

何鴻毅,佛教徒,香港風雲人物何東之孫。祖母張蓮覺居士是熱心善信,1935 年在香港創建東蓮覺苑,父親是何世禮,曾任國民黨軍官、葫蘆島司令,母親是何洪奇芬。

何鴻毅生於1932年。1956年在科爾傑大學獲文學士學位,1958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的新聞學理科碩士銜。曾任職匹《匹茲堡新聞報》、《國家地理雜誌》等刊物。1962年繼承父業,回港接管《工商日報》,至1997年停刊。同年,何鴻毅移民加拿大,並於溫哥華創辦東蓮覺苑。2007年,何鴻毅獲香港演藝學院頒發榮譽博士學位,2009年獲香港大學頒授名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撰文:楊天帥 攝影:郭錫榮gyeung@hkej.com

李垂誼


2012-04-21



李垂誼父親做生意,母親做音樂,他則完全繼承了父母的極端因子,先在Julliard學大提琴,再進哈佛商學院,畢業後在華爾街搞金融,一年後又去當大提琴家。

現在他仍是大提琴家。不打算變了,畢竟已三十九歲。在音樂界而言自不算老,可也不再是年輕真好什麼都可以放膽做的年齡。可他回想,要是時光可以倒流,他寧可選擇學考古。

「那麼現在我可能不是音樂家。」他說。「在挖窿。」老套講句,人如果想得到真正快樂,必須要找到自己對生命的熱情所在。

「如果我真係對考古有熱情,就不需要音樂了。」李垂誼望望大提琴後說。

大家喜歡拿李垂誼與王健比較。王健的琴音與激情澎湃,李垂誼卻相反,波瀾不驚,平易近人,像與人私語。他也是喜歡一對一交流多於三五成群飛觥限斝,喜歡蕭邦的溫柔多於李斯特的暴烈。

替他斟茶,他連聲說謝,不是公子哥兒見慣世面那種大度的謝,是靦覥而誠懇的謝,彷彿斟茶對他而言是一件大事。說起話來陰聲細語,但語調毫不含糊。能準確把想說的傳達出來,不咄咄相逼,但能令人信服。每個論點背後都有明晰的原因。

藝術家脾氣與他不沾邊,有時反倒讓人覺得像個學者,專門研究藝術政策。

「香港的文化運作機制是美國和歐洲的HybridModel,所有場地都屬於政府,但本身又是自由經濟,有好多矛盾。香港真的很特別。」「柏林是一個很刺激的城市。好多國家都削減藝術經費,但德國政府覺得藝術實在太重要,所以反而要增加。去年加了5000萬歐羅,本來已經每年給10億了。」

香港支持藝術的理由

我問他有沒有特別想談的事,他想也不想便回答,要說香港社會支持藝術的理由。

「我覺得中國人好重視傳承,例如清明掃墓,這些都是關於祖先、後代的。學校也會教唐朝、宋朝那些藝術吧?因為傳承總與文化有關,所以我們一定要推動,不然後代將來還記得我們什麼?」「這是我們中國人要支持藝術的獨特理由。西方不是這樣的,他們整天關心的是我、我、我,也很少拜祖先。我們中國文化很好呀,注重傳承,等於我們有長遠的目光,不是短視地看即時賺到什麼。」「支持不一定要付鈔。好多人話自己不懂音樂,只能寫支票,但我發現外國許多地方,整個社會對音樂的態度是很活躍的。專業人士主動為樂團提供專業服務,律師呀、會計師呀、宣傳公關呀,都可以提供人力幫助。」“我覺得中國人好重視傳承,例如清明掃墓,這些都是關於祖先、後代的。學校也會教唐朝、宋朝那些藝術吧?因為傳承總與文化有關,所以我們一定要推動,不然後代將來還記得我們什麼?”李垂誼心裏惦念香港音樂發展,而且知道香港要什麼。

兒時他看電視劇,看見熒光幕上總是男男女女游水偷渡,來港努力打拚,白手興家,大結局則是主角穿高級西裝坐勞斯萊斯出入中環。沒有談音樂的電視劇,他自己也不愛手中的大提琴。畢竟只是九歲的孩子,練琴太無聊,不是母親相逼,他早就把琴從窗口扔出去。

去Julliard進修,也不是他自己的意願。反而在紐約生活,就讀的中學位處華爾街旁,上課下課撞口撞面是西裝骨骨的金融才俊。他看在眼裏,立志將來要做董事長,要有一張寬大的工作枱,並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結果才踩入華爾街就知自己入錯行,不見天日的加班、繃緊的西裝皮鞋、商業的虛偽客套,彆扭的上班族生活與他當初所想大相逕庭。

可幸他還有音樂,有一個支持他的家庭,還有人際網絡,認識許多美國音樂家。看見他們再倒霉也能賺到兩餐,心想為時未晚,他迅速自金融界抽身,義無反顧地投入音樂事業。

他知道許多香港人沒有他這樣的福氣。

「如果那時候我在香港工作,也不敢轉行了。」

重頭來過不做音樂家

做藝術家從來就不容易,但香港社會更加缺乏那種為藝術脫俗的氛圍。新聞、政府、家庭、電視劇、小說,全部錢錢錢,令最有志向的人也不得不洩氣。難得入到華爾街,當然要好好把握機會──這是香港人的思維。但紐約在這方面不一樣,與李垂誼同期入職的有六人,連他在內兩年內有四人離職。一個去設計舞台服裝,後來轉讀哈佛商學院;一個當醫生;一個攻讀經濟學博士。

「大半數都離開,所以我也就沒什麼奇怪了。」他轉行經過深思熟慮,早知接下來要捱許多年的苦。五年沒拉大提琴,樂感生疏,以前在Julliard學到的,「是拉琴的基礎,不是音樂的基礎」,弓法也有許多壞習慣。要不是大提琴家Laurence Lesser自己也曾在哈佛讀過數學,感同身受,他可能不會收李垂誼為徒。

假如現在讓他重頭走一次,李垂誼不會入華爾街,但也不會專攻音樂。他要攻讀考古(他買了一張德國博物館的全年通行證,有空便跑到大小博物館,一周要跑三四次)。然而商界的經歷,還是浸淫出他音樂家以外的一種思想。

他知道搞藝術要錢,有現實上的諸般限制。一場音樂會台上樂手風光,台下卻是數十人的團隊分工合作搞宣傳、聯絡、售票、找贊助。李垂誼說音樂家有責任理解、參與這些俗事,不可只抱着樂器,置身事外。

香港國際室內樂音樂節在2009年首辦以來,他一直是藝術總監,去年才交棒給林昭亮。對李垂誼而言,這就好比在職訓練一般。「因為這些是很重要的知識,但音樂學校從來不教。」閒時他上網看藝術新聞,「西九總裁是澳洲人吧?他將來可能會傾向用Anglo-American Model 管理,希望將來管理層能多開放思維,看看香港是否用其他辦法更合適…… 荷蘭那邊很慘,政府削了很多撥款,樂團炒人,我有幾個朋友說可能要放棄音樂……馬來西亞(MalaysiaPhilharmonic Orchestra)又炒了好多人……我朋友剛問我,有沒有看YouTube,一個韓國樂團(KBSSymphony Orche stra)團員又哭又喊,還要叫救護

車……」

「我最欣賞的音樂家,都關心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你得對生活有好奇心,才能做藝術,否則自己的音樂也會變得缺乏創意。」“美國人說自己擁抱多元文化,其實不一定。好像現在奧巴馬,很多美國人還不能接受黑人總統。……但歐洲人不會扮,我是歐洲人你是外國人,分得很清楚。我在那裏,更加意識到自己的香港人身份。”

港爸港媽的音樂貢獻

他的視野是國際的。獨奏家多無根,年演百場以上的樂手,在飛機上的時間比在陸地還多,別說自哪裏來往哪裏去,連自己那一刻身處何方也茫然。李垂誼年演五十場,算不上太多,可也夠他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環遊世界。

然而他的心還是在香港,移居歐洲後,他尤其發現,自己與香港的聯繫更緊密了。

「美國人說自己擁抱多元文化,其實不一定。好像現在奧巴馬,很多美國人還不能接受黑人總統。」他說。「但歐洲人不會扮,我是歐洲人你是外國人,分得很清楚。我在那裏,更加意識到自己的香港人身份。」他在香港辦垂誼樂社,搞音樂會,幫演藝學院籌款。一次,他在香港教完大師班,問學生暑假有什麼打算。學生說,沒什麼,繼續上課,或者教琴賺錢。李垂誼想起自己以前在歐洲學音樂時,暑假必然要去各地的音樂節。與其他樂手合奏也好,只做聽眾也好,反正每次都是難能可貴的經驗。但香港學生呢?千里迢迢從香港把大提琴帶到歐洲,確實是又辛苦又遠又貴,於是,他設獎學金,希望幫助香港學生走出去,爭取國外經歷。

“柏林有的是創意,地方又大,但他們窮,做起事來也沒效率;至於香港的優點,人人都知。其實如果香港同柏林融合起來,就是一個完美城市。”香港音樂界誠然是撥款不均、場地不足、觀眾又少,但李垂誼還是覺得有優勢的。上月他看港樂與張鈞量的音樂會,入場後一瞥觀眾席,心頭直生出一股衝動,想要舉起手機拍照,上載到網上給歐洲的朋友看。

「全部觀眾都是黑頭髮的!沒有一個白頭髮。看仔細些,只有一個禿頭。」歐美地區的觀眾,一律都是老年人。港媽港爸栽培孩子的努力,雖十有八九意在成績表,作為輔助品,卻也培養出一班年輕音樂愛好者來。

能不能做好是一回事,最少政府願意談文化,社會也多了藝術的聲音,這已經比起三十年前那種勞斯萊斯就是絕對成功的意識好得多。

現時李垂誼定居柏林,但每年也會有數月時間在港。「柏林有的是創意,地方又大,但他們窮,做起事來也沒效率;至於香港的優點,人人都知。其實如果香港同柏林融合起來,就是一個完美城市。」有想過乾脆回香港住嗎?

他笑笑道:「如果香港的空氣質素改善的話。」

李垂誼小檔案

李垂誼(Trey Lee),1973年出生的香港大提琴家,人稱「馬友友接班人」。

生於音樂家庭,母親是鋼琴教師,大姐和二姐分別彈鋼琴和拉小提琴,他自己則九歲開始學大提琴。

十一歲赴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附屬中學進修,大學入讀哈佛經濟系,畢業後在華爾街工作,一年後即回到音樂世界,師承大提琴家Laurence Lesser,取得音樂碩士學位後,又再跟隨Frans Helmerson深造。先後於2000 年第五十五屆日內瓦國際音樂大賽、2001年紐約南堡格大提琴大賽、2002年赫爾辛基國際保爾路大提琴大賽獲獎。2004年更獲楊尼格洛國際大提琴比賽冠軍,是首位奪得這項大獎的華人,也是華人在國際大提琴比賽中所獲得的最高獎項。

2010 年,李垂誼成立註冊慈善團體垂誼樂社,2011年於香港演藝學院成立獎學基金。今年3月31日,垂誼樂社舉辦2012 Breguet's Celebration ofExcellence 系列音樂會,由指揮大師馬捷爾,帶領英國著名的愛樂管弦樂團與李垂誼一同演出。

5月4日及5日,李垂誼將與香港中樂團全球首度合演中樂團版的《紅樓夢組曲》。

gyeung@hkej.com撰文:楊天帥

本土音樂界需要 西九F r e e s p a c e 做得到嗎?


2012-04-18

本土音樂界需要 西九F r e e s p a c e 做得到嗎?

昨日我們介紹過西九Freespace的概念。今日,我們與音樂人林一峰及Live House Fullcupmusic老闆清龍討論Freespace的理想藍圖。一直熱衷於搞音樂活動的二人,對本土音樂界實際需要自有一番見解。西九作為一個官辦的文化大項目,是否能準確回應現實狀況?

林一峰與清龍,會分別就營運、用家、觀眾及教育等各方面與西九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進行探討。

「我唱了十年歌,搞過好多show,據我觀察,(業界)最大問題是場地。」林一峰直言。這一「場地」問題,並不僅指「場地不足」,更涉及政府整個場地使用政策,如先到先得的配給方針、預約的繁複辦法等。

西九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亦了解現時「租羽毛球場式」的手續問題所在,故他回應,Freespace在營運方面,將設一組「管理層」專責安排節目,而非過往康文署沿用的配給方法。

換句話說,樂手是否「合適」在Freespace表演,管理層將有決定權。這一方式雖有利於培育有潛質的表演者,以及保持節目質素,但難免會被質疑權力過大,令Freespace節目因管理層喜好而偏重一方。

對此茹國烈並不擔心,「因為西九是一個公眾項目,如果管理人決定做中學生音樂節而不做大專生,或者做一峰而不做阿姐,那他必須要有充分理由,才能回答公眾質詢。」林一峰希望,將來Freespace管理層可把焦點放在本地樂隊上。「成日請外國樂隊,一來收費貴,只有那批具消費力的人能參與;二來凝聚力也不如本地樂隊,無法凝集本地音樂愛好者。」

音樂教育角色

事實上,近年香港非主流樂隊有冒起之勢,非主流樂隊賣出的票和唱片,往往比主流還多。若然Freespace政策得宜,將來建成後,應可乘着此一勢頭,成為香港音樂文化重鎮。

無論如何,如清龍所言,「即使是政府,一個月最多也只能搞一兩場大型活動,更重要的是其餘二十九日如何利用。」茹國烈預期Freespace將會在MusicBox與Outdoor Stage場地每晚舉辦演出,以培養固定人流。「即使不搞音樂會,也可以搞舞蹈、劇場,或其他音樂相關演出。」此舉有望紓緩本土缺乏音樂表演場地的情況。

另一方面,Freespace中的教育設施、視野現時還未清晰。到底實際上教育什麼,茹國烈坦言:「仍然不太清楚。」教育無疑是推動音樂發展的重要一環。然而,教什麼、教誰、誰教、怎樣教,還須多加討論。林一峰直言,「如果只設一個st udio任人使用,什麼都教不到。」他建議西九可聘請業內有地位的音樂人開班,向公眾講解錄音、混音等製作步驟,「讓公眾知道,音樂是怎樣做的」。

讓公眾加深對香港非主流音樂的了解,也屬於教育的重要一部分。林一峰指,由於現時主流雜誌已與商業緊密掛勾,報道商業價值相對較低的非主流音樂空間不大,西九可考慮推出一本音樂雜誌,補充主流媒體的不足。清龍則提出,Freespac e可加設唱片專櫃,售賣獨立音樂製作,或者設立網頁,介紹本地非主流音樂人。

至於教育對象,則以中學生為佳。二人建議,將來的Freespace可加強向中學生推廣,如安排學生專場,或中學生音樂節等。清龍說:「一來因為大學生已有能力找他們想要的(音樂);況且中學生年紀小,值得投資,將來長大了,也可以掏錢買門票、買CD。」他以台灣為例,指當地中學音樂風氣很盛,所以他們長大後也會繼續出錢出力參與,而香港的學界則未受足夠注視。

林一峰笑笑分享他的音樂經驗,「記得自己做中學生時,死慳死抵去買徐小鳳的票,150元坐山頂,那已經是我接觸音樂的最大件事。」在他看來,這困局至今也沒改變。清龍同意這一點,「現在機場博覽館的音樂會,680元一張票,已是等於謝絕中學生入場。」Fullcupmusic也在經營手法上力圖吸引學生參與。現時他們逢周日下午三點到五點舉行音樂會,無論演出的是什麼樂隊,門票一律80元,「目的在讓學生知道,這是一件他們能接觸的事,這樣才能做到延續性。」清龍透露,他們最近更獲贊助全套樂器,裝在一貨車內,讓貨車變成流動音樂基地,在上課日駛入中學,讓學生可於午膳時間欣賞演出。即場會有人派發音樂簡介,除介紹演出單位外,亦會傳授基本音樂知識,如何謂raggae、big band、jazz等,「希望能在中學生之間建立看live music演出的風氣。」其實中學生不僅是值得培育的對象,從另一角度講,也是一龐大的表演者與觀眾群。學習樂器的學生,需要上台演出的機會,而他們的社交網絡(多為同學和父母朋友),又是不可多得的觀眾。

只是學生活動質素良莠不齊,也有學校為使學生有「表演經驗」,流水賬安排學生上台,草草演出便頒發證書。茹國烈強調,這時候管理團隊便要發揮作用,把場地留給認真表演的一群。

清龍心目中理想的Live House是「純粹」的,它不僅歡迎中學生入場,甚至可以是一家大小過家庭日的健康場所,一如東涌的迪欣湖。對他而言,LiveHouse不一定要與煙酒等扯上關係,「如果你可以不賣啤酒,我覺得你贏了第一步。」他對茹國烈說。

強調獨有精神

他指出,其實Freespace可以參考工展會,兩者分別只在於「把工展小姐選舉變成band show」。「當公眾就算不聽歌,都可以買魚蛋醫肚,那就能做到一家大小共同參與。」如此一來,宣傳也「不會只得Milk ,可以是《字花》或者《親子雜誌》。」茹國烈則回應,Freespace本身已可讓公眾即使不聽音樂,也能享受草地。去年在西九搞的數場音樂會,也有不少聽眾,躺在地上在天際下野餐、午睡。

不過他亦認為,餐飲與現場音樂無法分開,是必須要加入Freespace的元素,只是在酒精飲品上,「必須要分清主次」,力求讓公眾明白,前往Freespace的目的是音樂,而非酒精。

「我成日都講,『生力Wide Day Out』,那到底是生力先行,還是音樂先行?

如果最終音樂會變成了啤酒宣傳活動,那就失去意義了。」清龍以台灣的「Simple Life簡單生活節」為例,「好多人贊助,但你要入到會場,才知贊助人是誰。他們是Simple Life 先於贊助商。香港人想不通,把所有事情都變成了宣傳。」林一峰亦同意清龍說法,「最好Freespace不要被冠名。」對此,茹國烈則笑言,冠名應不會發生。「那是私人機構的事,就算我們想,在政府而言也是難上加難。」不過,清龍亦強調,並非要Freespace把所有商業參與拒諸門外。最適切的辦法,是在取得贊助的同時,保留Freespace的音樂精神。

香港Live House的生存空間,已經不大。有官方提供財政支援的Freespace出現,可能會出現「頂爛市」的情況。不過,清龍則拍心口說不必擔心。「愈多Live House冒起,反而我們愈高興。Fullcup有許多特點是你們(西九)無法取替的,這一點我很有信心。」

善用戶外空間

現時Fullcupmusic 的營運,算是順利的。不僅不必蝕本,還有少量盈餘。「其實Live House可以自己生存,只是賺錢比率並不太理想。」他指出,LiveHouse 重要的,是能擁有一群固定顧客。所以清龍堅持每周日下午三時一定有演出。「現在基本上客人就算不識演出樂隊,也會來捧場。他們重複訂票比率很高,已經不再是按樂隊(買票),而是按場地了。」清龍指出,Freespace若要做得好,必須充分利用其獨特優勢,也就是戶外空間。「這是其他人(商業機構)再多錢也做不到的。」他建議西九將來可多利用此一地利,多辦戶外音樂會,把室內的留給工廠大廈(即如Hidden Agenda)、或者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等地方舉行。

至於戶外空間如何使用及管理,亦是一問題。可預期西九的公共空間將來會有不少賣藝者進駐。若予以禁止,則可能影響西九文化活力;若放任處理,卻又可能遭到濫用。茹國烈表示,將來可能須要賣藝者先作試音,合格者才能在西九演奏。

另一方面,西九Freespace 其實亦有可與其他Live House合作之處。作為Live House老闆,清龍明白,門票銷售是一門繁複工作。儘管現今科技發達,出現QR C ode入場等新興辦法,但此類系統開發費用高昂,非一般小型Live House所能負擔。

茹國烈在這一點上則「賣大包」,提出Freespace可帶頭開發這種售票系統,再供其他Live House使用。「我(Freespace)哪裏用得完呢,給你們一起用,便容易建立(音樂)社群。」「我們不是在誰幫誰,而是一齊搞好件事。」茹國烈總結說。音樂畢竟範疇甚廣,每間Live House做的風格偏好有所差別,主辦人熟絡的樂隊也不一樣。他指,將來希望能透過各方面的合作,讓Freespace可以兼顧到不同音樂範疇的需要。 撰文:楊天帥有工展會,不能有港產音樂會嗎?

「香港號稱是國際都會,不只要有自己的手信,還要有本土製作的大型音樂會。」誰不知Lady G aGa 驚天地?但林憶蓮也泣鬼神;未受過當年Beyond《海闊天空》的洗禮,那有今日Kolor《圍城》「海鷗換成烏鴉」的控訴?

納悶的是,ArtHK 搞到Basal 都來收購,年年的金像獎和香港電影節總算是盛事,大型音樂會連「生力Wild DayOut」都不見了,只有外國著名天王天后年年來港揾錢,紅館的集體回憶音樂會,要嘛就跑到工廈聽live show,期待多年,在香港這「主場」始終沒有一個賴以響朵的本土國際音樂會。

位於旺角的Fullcupmusic自去年起每星期都會舉辦live show,吸引了不少八九十後年輕人,更自資刊印音樂雜誌介紹各地獨立音樂人。該咖啡店創辦人清龍深信,香港能年年成功舉辦工展會,應該也有能力舉辦一個大型本土音樂會,重點在於要完全改變現在的單一贊助的營運模式。

香港舉辦的大大小小音樂會,主要是機構贊助,就算港樂的l u n c hconcert s、戶外音樂會、連演奏會前座談皆由企業贊助,而非樂團年度開支。

「要保持延續性,必須堅拒單一贊助。冠名和接受單一贊助╱獨立宣傳是藝術活動最蠢的經營方法。」清龍認為,接受多元贊助商才能令票價下調,同時避免當大戶撤資時,活動立時胎死腹中的風險,藝術容不下短視。

打造為國際盛事

西九雖仍是爛地一片,但亦搞了不少音樂會和藝術活動,以音樂與多媒體藝術為主題的Clockenflap Festival、香港國際爵士節(號稱「首次在西九文化區舉行的大型戶外音樂盛事」),為期八天的爵士節,包括二十四個國家四十多個組合,如五奪格林美獎的小號手 Terence Blanchard、NatKing Cole之弟 Freddy Cole、Gypsy King 創辦人Chico、本土爵士琴手Ted Lo等,還有座談會、兒童工作坊和大師班。今年12月將會首度舉行西九牽頭的本土音樂會,茹國烈希望能發展成為香港的招牌節目,正着手物色搞手,長遠把這個活動推廣為國際盛事。

亞洲不少地區如日本、新加坡和印尼等,音樂活動都有很成功的發展,單單印尼一年更會搞五、六個爵士節,北京有不同形式的地下音樂會,是作為國際都會的香港望塵莫及的。

「香港絕對撐得起一個音樂節,但絕不能單一贊助、單一銷售渠道,變成獨家宣傳的純商業活動,工展會每年人流量達二百五十萬,他們沒有接受冠名或單一贊助,反而百花齊放成為香港盛事,我認為這個經營模式,香港要打造有個性的音樂活動,絕對值得參考。」 撰文:鄭天儀撰文:楊天帥、鄭天儀gyeung@hkej.com, ttycheng@hkej.com

Freespace的SWOT


2012-04-17

Freespace的SWOT

作為一所官辦的大型複合現場音樂表演場地,Freespace的概念,雖未至於全球獨有,但肯定是罕見。然而若參考香港及外國的Live House 經驗,我們還是可以一窺將來Freespace 的SWOT(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T hreats)。

目前香港活躍的Live House主要有Fullcupmusic、PeelFresco、Skylark Loun ge及Backstage等。若問這些場地搞手經營是否理想,恐怕只會換來一聲嘆氣。

Live House面對的問題,其實不外乎與政策和商業效益有關。牌照問題、噪音問題、瘋狂加租等,令不少場所黯然結業。然而,西九Freespace背後有官方撐腰,應可與上述問題絕緣。

然而,茹國烈預期Freespace每夜有表演,出發點雖正面,但可行性則值得討論。

「夜夜笙歌」一直是不少Live House老闆的理想,然而打工仔朝九晚五,平日生意淡靜,店東只好改為僅於周末安排節目。Freespace將來怕也會遇上同樣問題。

想要堅持日日有節目,也不是無計可施。公眾平日下班後總要吃飯,若加強餐飲元素,令Live House 變成晚膳場所,再安排演出,便可解決觀眾不足的問題。

美國不少LiveHouse也採用這種方法,成效不錯。

只是,也有一些「墮落」例子,在高舉餐飲大旗後,一去無回頭。管理人從精心經營音樂節目,變成精心經營紅酒任飲、牛扒任食,終淪為一間普通餐廳,音樂成為配菜。對此主辦人必須小心,避免誤入歧途。

另Freespace 還有一大隱憂,與香港的投訴文化有關。西九管理局雖不完全是政府部門,然港人早已視之為官方機構。儘管搞手一心發展音樂文化,也難保公眾不會把Freespace誤解為「政府支持酗酒」;一些樂隊歌詞激進,又可能會被解讀為「政府支持不良意識音樂」。若不幸有人在Freespace醉酒鬧事或某港媽港爸發現孩子去Freespace聽「粗口歌」,投訴起來,傳媒也可能會大做文章,質疑政府為何要為「不良嗜好」付鈔。

成功Freespace的作用畢竟現場音樂對香港而言還是新鮮事,公眾對非主流文化的接受與尊重,亦非一朝可得。對此,大概Freespace管理者只能擇善固執,在種種質疑與挑戰下,一方面做好自己(如確保場內不會有人吸毒),一方面對公眾循循善誘,反覆教育Fr eespace的精神與意義。

參照世界各地成功的Live House,皆有一共通點:它們不僅是表演場所,更是音樂基地。這些Live House不僅舉辦演出,還有jam session(開放舞台任人演奏)、免費讓樂手派傳單、貼海報、寄賣CD,甚至自設獨立唱片公司為有潛質的樂手推出唱片等。美國一些重要Live House,更會在邀得著名樂手時,乾脆把節目移師到大型場館,安排客人在LiveHouese進餐後,乘坐旅遊巴前往觀賞演出。

Live House業務擴張的結果是,樂手與樂迷會把它從一個純粹的舞台,升格為聚集之所。當一間Live House建立了名聲,便會吸引到更多樂手與樂迷捧場,逐漸形成一股音樂勢力,成為推動音樂發展的大將。

Freespace若能依循此方向走,應是好事。然而,問題又再回到西九管理局身上──他們容許Freespace的營運有多大彈性?當樂手為Freespace提出新可能,管理層會積極回應,還是官僚地,一如大部分政府機構,叫他們「咪搞咁多」?

香港是一塊福地,資源從來不缺,缺的只是對文化的理解與遠見。Freespace 的重點,不是音響質素、場地大小,而是管理方法。一個優秀管理團隊管一塊爛地,肯定比死板官僚管一個音樂廳來得有效果。

Freespace到底有可以有幾free?答案相信是它成功與否的關鍵。 撰文:楊天


杜拜博藝會 優秀藝術家導賞


2012-04-10

杜拜博藝會 優秀藝術家導賞

上星期為大家介紹過中東的年度藝術盛事杜拜博藝會(Art Dubai),筆者這次杜拜之旅,每天路過被視為奢華與現代建築完美化身的帆船酒店,再游走於各個極富中東特色的展館,觀看來自中東地區或其他地區(包括香港)的展品,別有一番感受,尤其是接觸到那些與當地時局和地域文化緊扣的作品,確如進入另一個藝術境界,下面出場的這些筆者在杜拜博藝會發掘的藝術家,很值得大家留意和欣賞。

在美國說來自中東,在中東說來自美國的中國人藝術家: Lantian Xie (中國

/阿聯酋/美國/流移)

作品名:Alef

港人碰見陌生面口的非本地人,總習慣問:「Where are you from?」這話雖然不具攻擊性,可言者無心, 聽者有意。若是在歐美, 當你興致勃勃地問一個黑人「Where are youfrom?」對方很可能立時破口大罵,說你在歧視他。

畢竟在香港生活的人種沒有巴黎、倫敦、紐約多元化,我們才會對「異地來客」感到好奇。然而杜拜不一樣,除非看出你是遊客,否則當地人很少問「Where ar eyou from」。

事實上,對某些人而言「Where areyou from」也是一個不易回答的問題,Xie Lantian就是一例。

Lantian 是阿聯酋新晉藝術家中備受注目的一位。曾奪當地Sheikha ManalYou ng Artist Award 的他,於今年ArtDubai 中的Sikka 展覽展出多媒體裝置作品A l e f,靈感來自法國新浪潮電影Hiroshima mon amour 和阿拉伯歌手Mehad Hamad 的流行曲。

Hiroshima mon amour 講述一個法國女性去到日本,與一日本人墮入愛河,又因離去而分手的愛情故事。被Lantian 修改後,這位法國女性沒去日本,卻去了杜拜;她也沒有找到情人,卻愛上了Mehad Hamad 的情歌。Alef 不斷隨機播放經刪剪的電影片段,同時以Mehad Hamad的歌曲作配樂。如何解讀女主角在杜拜的經歷,觀眾悉隨尊便。

作品讓阿拉伯文化、觀眾自身文化與法國文化(不妨視之為高雅、優越的象徵)三者進行對話。對Lantian而言,這對話從很久以前開始已是其人生重要命題。

Lantian的成長經歷是獨特的。自稱為「流移」(Diaspora)藝術家的他,生於中國,三歲去到巴林(Bahrain),七、八年後移居杜拜,後往美國讀藝術,現遊走於芝加哥和杜拜兩地工作。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杜拜,Lantian說他一家人「基本上是全國唯一的東亞家庭,就算真有其他,也不會多過兩到四個」。即使是今日,在中東生活的東亞人,依然是極少數。這種被邊緣化的感覺,成為他藝術觀重要部分。「我在東亞感到抽離,因為我很少回中國,也不懂讀寫中文。我在北美感到抽離,因為我在中東長大。但我也不屬於中東,因為在這裏,我從小到大都被視為『外人』。」他說他是無根的,唯一能讓他產生安全感的地方是機場。然而較之於認為自己是全球化的受害者,Lantian稱自己更像「漂流者」(wanderer)或「游牧者」(nomads),「或許是自己想有一個比較浪漫的說法。」

安全感來自機場

他喜歡杜拜,現在仍然留在杜拜也純粹是個人決定。「我仍然在梳理自己作為一個外人在中東生活的經驗。這過程中必須參照許多事物,但在中東參照中東事物是困難的,所以我把這些事物帶到別處,整理,然後再帶回這裏。」作品中,L a n t i a n 帶走了M e h a dHamad 的歌。這首歌他只能聽懂幾個字。他聽得更多的是五、六十年代的美國音樂,jazz、hip-hop、blues之類。Lantian從這些音樂中找到那種無根的情懷。

Mehad Hamad的音樂與法國新浪潮電影,對他而言都是陌生的。他喜歡把文化意味濃厚的各種元素,抽離再組合。一如燒賣拼鵝肝、意大利粉配日本壽司,當一件東西不再是一件東西,它還可以是什麼?Lantian透過作品,探索事物定型以外的價值。

蘇軾名詩《題西林寺壁》,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只有抽離者才能看清事物全貌。Lantian Xie──這或許是一個今後值得藝術界記住的名字。

黎巴嫩的「長江七號」如過眼雲煙藝術家: Joana Hadjithomas & Khalil Joreige (黎巴嫩)Lebanese Rocket Society 堪稱中東當代藝術最優秀的作品之一。其意念來自一段被遺忘的歷史:六十年代,黎巴嫩曾有過一場浩浩蕩蕩的航天運動。逾十支火箭自該國升空,既得國民關注亦獲國際認可。然而離奇的是,這段歷史很少為現代黎巴嫩人所提及,「在公眾的集體回憶中缺席」。

如何整理這一段歷史,成為JoanaHadjithomas 及Khalil Joreige兩位藝術家的課題。

他們創造的L e b a n e s e R o c k e tSociety ,是一個仍然持續進行的計劃。這次於The Third Line Gallery 展出的是第三、四、五部分。

計劃包括一支與本物原大、純白色的火箭模型。藝術家把這支火箭架在貨車上,肆無忌憚地在Beirut大街上遊走,一直運送到當年整個火箭計劃的發源地Hagazi an University,並以錄像及照片全程紀錄。

The President's Album 是一個攝影裝置展,內容一半來自當年呈交予黎巴嫩總統的攝影作品集,另一半則是火箭實體的切割圖片。A Carpet 是一幅上面印有火箭的地氈,The Golden Record 則是一個放大了的唱盤錄像裝置。

此系列提出一連串問題:「火箭」對現代的黎巴嫩社會,有何意義?當觀者自錄像看到火箭在城中的運送過程,可感到它與周邊車輛、行人形成一種無形張力,但與民生、社會、人情是如何格格不入。

然而,火箭曾經是黎巴嫩人崇拜之物,一如部落社會的圖騰。A Carpet 上的圖案,源於1964年發行過的火箭郵票。政府置於郵票上的圖案,一定對國家含有特殊意義。這種意義,在已然被黎巴嫩人遺忘的今天,由藝術家重新放在作品上。於是,火箭替換了阿拉伯圖案,成為黎巴嫩人「傳統文化」一部分。

當然,一個國家把火箭(而不是民生與藝術)視為「傳統文化」,畢竟是荒謬的。所以,站在這張地氈前,你總會覺得這火箭好像擺錯了位置。「錯置」成為AC arpet 的關鍵詞。

不過,此系列最出色的作品,還是The Golden Record 。

當年,科學家試圖在黎巴嫩發射的火箭中,設一裝置,發送一訊號:Long Liv eLebanon。訊號從火箭回傳到地面,經黎巴嫩國家電台全國播放。數年後,美國航天計劃亦發射火箭,並發放訊號。只是他們的訊號是向外太空傳遞的友善訊息。美國人把訊息置於一金色唱片(GoldenR e c o r d)中,作品名稱T h e G o l d e nRecord 亦由此而來。

如何解讀此一被放大、置於地上不斷轉動的圓型唱片呢?它看起來像一個急速自轉的「旋轉木馬」,又似有暴力意味的電鋸,細看後,又有覺得是時代巨輪的隱喻。

藝術家在播放唱片轉動錄像的同時,亦一同播出一條長達十九分鐘的聲軌。聲軌內容是各種來自六十年代的聲音,如音樂、演說、環境音等。這些聲音時而重疊、時而靜止。整個裝置引領觀者思考宏大的「時代進程」命題。在火箭、科技,隨時代而進步的同時,我們應如何考慮它與人類、社會的關係?

作為一個中國人,當祖國不斷把「亞太X號」、「神舟Y號」、「長江Z號」放上太空,同時人民卻不得不面對無盡的社會問題,Lebanese Rocket Society 引起的想像空間,值得我們關注與討論。

哪一天你沒託伊朗的福?

藝術家:Farhad Ahrarnia (伊朗)作品名: On the Road, the Silk Road,

2010-11

香港的歷史教育普遍存在一大問題,就是「把歷史看成歷史」。本本教科書都提炎黃之爭、三國鼎立,卻沒有一本會將歷史事件和現代社會相提並論,例如是焚書坑儒與六四,或者工業革命的歐洲與現代的中國,或者古希臘人和今日港人的生活。歷史變成一個個故事,故事與我們的生活怎樣關連?隻字不提。

「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後,中國的絲綢從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和新疆,往中亞、西亞,直達歐洲的交通大道──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它成為了亞洲、歐洲和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友誼之路。」教科書這樣寫道。

今日呢?絲路怎麼了?很少人關心。所以Farhad Ahrarnia的On the Road, th eSilk Road 系列,便顯得彌足珍貴。作為一個伊朗人,他拍攝了伊朗公路上的運輸車輛,再用刺繡技術為貨車繡上一條長尾巴,看上去一如貨車邊行邊「漏油」。

當然藝術家刺繡出的,不是氣油,而是文化。假若歷史告訴我們,過去絲路是「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友誼之路」,那照片中的當代絲路,在文化交流上,擔當着一個怎樣的角色?

可惜的是,港人對於伊朗的印象,似乎只有打仗、制裁、核問題。我們沒有一天不用石油製品,但很少有誰會從iPhone的膠套聯想到中東的石油與提煉的工人、運輸的司機。他們的收入多少?他們的孩子受怎樣的教育?這些我們都沒有關心。

Farhad 的作品提醒觀者,當代絲路仍把我們與中東緊扣在一起,只是我們因麻木而不自覺而已。他方的天災人禍,實際上也不是那麼遙遠,而與我們息息相關。

將軍藝術家對戰爭的獨特視角藝術家: Abdulnasser Gharem (沙烏地

阿拉伯)

作品名:Men at Work III , 2010石油既讓中東諸國富起來,也讓她們烽煙四起。戰爭是中東當代藝術常見的主題,藝術家爭相表達戰爭對社會、民族、兒童、文化帶來的傷害。然而只有Abdulnasser Gharem的Men at Work 系列,默默提出了另一種思考角度── 當然,這與Abdulnasser藝術家以外另一身份:沙烏地阿拉伯將軍,有莫大關係。

畫中背景是伊斯蘭傳統圖案,夾雜街頭常見的道路標誌,主體是一個士兵剪影。湊近細看,畫作由成千上萬個塑膠印章砌成,每個印章上都是一個阿拉伯字母或符號。

作為一個將軍,Abdulnasser對戰爭的思考跟許多藝術家不一樣,他所背負的,一方面是現代意義下的伊斯蘭傳統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則是輿論對戰爭的演繹與解讀(印章)。

當我們閱讀戰爭報道,談論戰爭消息,往往忽略了士兵的所感所想,把他們純粹標籤為無情的「殺人機器」。平民的死是悽慘的,士兵的死卻正常不過。所以士兵只能是一個沒有臉容輪廓的、恐怖的黑色剪影。他是一個在戰爭中處於核心,卻無人關心的角色。

順帶一提,Abdulnasser的雕塑作品Message/Messenger《留言/信使》在去年4月19日杜拜舉行的佳士德拍賣會拍出842500 美元(約657 萬港元)的天價,令一眾中東藝術品藏家目瞪口呆,可見其作品有價有市。

阿聯酋眼中的香港,香港眼中的自由行展覽: What should I do to live in your life?

策展人: Claudia Pestana 藝術家: Minouk Lim、Part-Time Suite、Lee Kit(李傑)、Yuk King Tan

(陳玉瓊)、Joao

Vasco Paiva

在遙遠的他鄉看最地道的香港藝術家作品,是重新理解香港的好方法。

由於中東地區與世界交流日益頻繁,愈來愈多外國人在阿聯酋定居。當地人如何與文化迥異者共處,成為藝術工作者的重要議題。

久未回國的葡萄牙策展人ClaudiaPestana,找來五個藝術單位:韓國的Minouk Lim、Part-Time Suite、香港人李傑、分別生於澳洲、葡萄牙但同定居香港的陳玉瓊與Joao Vasco Paiva,在陌生的中東國度表現他們對所屬地區的感受。

Claudia說過,在展覽中,藝術家不只是藝術家,更是陌生人(strangers)。

李傑的手繪布與我們生活常用的毛巾、桌布無異,陳玉瓊的錄像中阿婆推紙皮做的滙豐獅子漫遊中環,Joao的聲像裝置呈現模糊的旺角街頭。這些藝術家的作品對Sharjah住民而言無疑是極度陌生的。

沒見識過旺角街頭的人,不會明白處身那種廢氣、熱力、汗味、噪音糾結的環境,是怎樣的感覺。一如我們無法理解愛斯基摩人講述北極圈社會議題,也無法理解內地的自由行旅客及外地傭工生活中受的苦與享的樂。作為香港人,Sharjah 怎樣看待這個展覽,我們永遠無法理解。可是它足以令我們對自身社會中的「陌生人」,產生好奇。藝術,有時就是與「陌生人」溝通的過程,僅此便已足夠。

撰文:楊天帥gyeung@hkej.com

杜拜博藝會 中東藝術進程內窺


2012-04-05

杜拜博藝會 中東藝術進程內窺

一年一度的杜拜博藝會(Art Dubai)告訴全世界,阿聯酋除了石油、帆船酒店和哈里法塔外,還有中東人,以及他們所關心的社會與時事。

當香港仍把文化視為「產業」發展,我們大概還沒有發現,文化除了能外銷賺錢外,還是一個社會的吶喊。其實道理不難懂的——世界知道有香港這塊小地方,很大程度就因為我們有港產片。

論規模、人數,Art Dubai都不及將於5月舉辦的Art HK,可話說回來,既然我們談的是藝術,真的單用數字便能分出兩者高下嗎?

今年是Art Dubai第六屆,共有來自三十二個地區的七十五間畫廊參與,展示逾五百位藝術家的作品。其中,阿聯酋本土畫廊佔的比例最多,共有十間。來自中國大陸的有三間,香港則只有一間畫廊Connoisseur Contemporary參與。展覽假鄰近帆船酒店的Madinat Jumeirah舉行。3月21日起一連四日的展期間,共吸引約二萬二千五百人入場,比去年多二千五百人,為歷年最多。

自2010 年傳媒出身的Antonia Carver執掌ArtDubai 後,主辦單位銳意發展博藝會以外的周邊項目。去年開始誕生的Marker,今年邀請了生於印尼日惹的策展人Alia Swastika,聯合五間印尼的畫廊,展出當地約二十位藝術家的作品,以推廣當地藝術。

藝術雙刃劍

印尼是全球最多人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其地理位置又接近中國、日本等東亞國家,這次Art Dubai特別選擇該國為Marker主題,可視為邀請東亞地區更積極參與的一着。

第六屆Global Art Forum則於Art Dubai 2012擴大規模,成為一長達六天的活動。論壇以Medium ofMedia為題,由居於倫敦的作家Shumon Basar帶領藝術家、藝評家、策展人、作家等聚首討論。

在中東藝術與社會發展進程中,媒體如何理解及報道當地時事,對該地區發展非常關鍵。所以,「媒介」成為近代中東藝術家常見題材之一,故論壇亦以此為題。

Art Dubai Projects之目的則是一「逆向思考」過程。許多人認為,博藝會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為藝術家提供生存與發展機會,另一方面也把藝術商業化。

有見及此,Art Dubai Project邀請藝術家創作,反思博藝會的肌理與經濟關係。

今年第四年舉辦的Abraaj Capital Art Prize邀請了MENASA(Middle East、North Africa、South Asia三地的合稱)地區的藝術家提交作品計劃書,勝出者可獲巨額獎金,完成創作。據當地藝評家稱,由於此獎金額可觀,故吸引了MENASA藝術家在撰寫計劃書時求新、求大,以提高勝出機會。新、大是否一定好,則見仁見智。然此獎大大推動當地藝術發展,應是不爭事實。

Morocco to the Moon是一個「專供兒童及任何年齡太空人」(介紹書上是這樣寫)參與的活動。簡單而言,它就是一個讓兒童看電影、繪畫填色、參與工作坊的藝術遊戲室。Art Dubai教育計劃則以公眾為目標,透過一系列講座及實習安排,為阿聯酋培育新一代藝術愛好者。其他周邊活動還有藝術家駐場計劃、特約創作、表演節目等等。加上同期舉辦的多個Art Week活動,如當地藝術家自發舉辦的大型展覽Sikka等,令Art Dubai從一個商業博藝會,發展成老少咸宜的文化盛事。

阿拉伯之春

與六年前相比,杜拜的藝術圈可謂改頭換面。畫廊在DIFC(Dubai Internatio nal Finance Center)與Alserkal Avenue 如雨後春筍湧現,儘管質素參差不齊。

除商業畫廊外,杜拜亦有不少非牟利的藝術空間,如成立於2008 年的Tashkeel,讓藝術家只須登記,便可享用黑房、畫室、電腦等設施。今年,Tashkeel亦有於Ar t Dubai擺設攤位,展示其藝術家的作品。杜拜酋長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A l Maktoum 今年宣布,將於杜拜城中建立新文化區,當中將包括一所歌劇院及現代藝術博物館。政府的支持,更加促進當地文化藝術發展。

除此以外,阿拉伯之春的出現,亦為藝術家帶來無窮題材。常說「社會最壞的時代,是藝術家最好的時代」,似乎這亦應驗於阿拉伯的狀況中。不過,是次在Ar t Dubai,阿拉伯之春雖在Global Art Forum引起不少討論,場內亦有不少作品直接或間接回應此議題,然筆者並未見到有激進作品。

消息指,包括Artspace在內的最少三家當地畫廊被要求卸下部分作品,有關方面說原因「與政治無關」,信不信由你。

儘管泛論而言,阿聯酋藝術家水平與MENASA龍頭埃及與黎巴嫩仍有一段距離,但中東藝術質素近年確實愈來愈高。Art Dubai藉杜拜旅遊業蓬勃的優勢,成為MEN ASA最興旺的博藝會。過去曾有言論指Art Dubai的買家主要是中東地區的富人、貴族、油王,令博藝會的國際化形象有名無實。不過,縱觀今年結果,情況似有改善迹象。不少畫廊透露,其買家除中東人外,亦有歐亞地區人士。

在買家與來客日益國際化的同時,展覽的藝術家卻仍以中東人為主。即使是外地畫廊,亦多展出具中東背景的藝術作品。一方面這與主辦單位策展方針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基於商業考慮。畢竟遠道前往杜拜的藏家,目標終究仍以中東作品為主,而非畢加索或張大千等鼎鼎大名的藝術家。「Art Dubai已在中東藝術世界確立其地位,往後我們將試圖進軍非洲。」Antonia如是說。

今年的藝術品價格,從5000美元到50萬美元不等,與其他博藝會相比,屬偏高水平。Arndt Gallery(Jeddah)在預展日半小時內已賣出所有展品,香港的Conno isseur Contemporary亦有不俗成績,PilarCorria(倫敦)展出的Tala Madani 作品大賣,TheThird Line(杜拜)、Galerie Perrotin(巴黎)均對結果表示滿意,The Pace Gallery(倫敦、北京、紐約)斬獲亦豐。當然,有人歡喜有人愁,部分畫廊帶回國的只有厚墩墩一疊卡片,鈔票欠奉。

若論成交額或藝術市場大小,Art Dubai不可能追上已成為繼紐約和倫敦後第三大藝術拍賣市場的香港。香港博藝會的規模,也是前者望塵莫及:將於5月17日至20日舉行的ART HK 12,共有來自三十九個地區的二百六十六間畫廊參與,為ART Dubai的三倍以上,單是首次參展的畫廊也有八十間。去年Art HK入場人次為六萬三千五百一十一人,比2010年大幅上升38%,估計今年還會繼續增長。

然而,若比周邊活動,Art HK則只有去年首次舉辦的私人美術館論壇及座談會、展出大型雕塑及裝置作品的Art HK Projects、讓四十九間畫廊為旗下一名亞洲藝術家舉辦個展的「亞洲.壹.展館」,以及「藝術世界之未來」展區和獎項。概括而言,筆者並未見到主辦方銳意發展香港藝術市場的決心。

其實香港的文化發展已經到了關鍵時刻。明顯的例子是,在Art HK你會見到許多一般大眾興致勃勃地觀展──這是Art Dubai付之闋如的。某程度上,這反映了香港社會對文化藝術需求甚殷。若Art HK能善用此一需求,則它對香港文化藝術的生存,將可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中東藝術精選

描繪激盪時局的中東「趙無極」藝術家:Abdul Qader Al Rais (阿聯酋)作品名:Alha'a Series Abdul Qader Al Rais 是阿聯酋現今最有名的藝術家之一。其背景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應是其繪畫技法是無師自通的。然而其色彩與色塊處理的技術,幾近爐火純青,甚至在一瞥之間,竟令筆者聯想起趙無極來。

認真觀察其畫,不難發現那一個個遍布於畫布上的菱形。這些菱形來自阿拉伯文字及其傳統圖案。總括來說,中東繪畫藝術有一特質,便是喜用書法等各種方式融入阿拉伯文字在畫面中。然而,Abdul Qader Al Rais把阿拉伯文字元素解拆,還原成方塊,這在芸芸阿拉伯藝術家中,是與別不同的。

這些方塊,其實是藝術家作品的特徵,Abdul Qader Al Rais無論畫什麼都會把這些方塊放進去,不管它們在畫面上有多突兀。作為一個不諳阿拉伯語的觀者,直覺上這種元素有兩種含義,一是「唔該你唔識唔好搞我」,二是「唔該你讀下書先再返嚟」。不過當筆者與當地藝術家談到這一點,對方反而指出:「你們中國藝術不也總是用中文嘛!」仔細想來,或許這說得不無道理,只是因為我習慣了看中文,所以並未注意吧。

誠然,Abdul Qader Al Rais與趙無極吸收的分別是中東與中國傳統藝術的養分。把兩者混為一談,並不合理。事實上,仔細觀察,Abdul Qader Al Rais的色彩運用欠趙無極一點和諧,但比趙更具「時空性」,也就是說,前者的作品比起描繪一個畫面,更似描繪一個過程。

這件作品中,所謂「過程」就是小船由陰沉平靜的畫面左方隨時間推移往激烈喧囂的右方。其間它經過幾個擺在前景的蘋果──這是一種人情味的暗示。整幅畫作中沒一個人,然而有着鮮活的人的生活痕迹。僅留下存活線索的人,以及從和諧向燥動邁進的小船──如此看來,此作實描繪阿拉伯動盪時局。

向已逝的埃及超現實主義學習藝術家: Adam Brooomberg & Oliver Chanarin (英國)作品名:The Prestige of Terror, 2010作品其實是兩位藝術家重新整理四十年代前後埃及超現實主義歷史的結果。標題The Prestige of Terror(姑且譯作《恐怖的威望》)來自1945年8月8日George Henein的同名文章。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廣島投下原子彈。此事誘發George Henein撰文回應。

他希望透過文章,強調個人對法西斯主義的厭惡,並指出以自由為名的殺人與種族歧視之不合理性。

作品中的語句皆來自當時超現實主義者發表的文章。兩位藝術家並無為作品附加詳細解釋,觀者單看這些英文與阿拉伯文對照字句,不可能獲取背後的歷史資料。然而當觀者徐徐移步,一幅接一幅觀看這些文字,便不期然產生對語義的想像:a cloud passing overCairo、modern consciousness and itsdaily power。一字一語恍如邀請函,引領觀者理解更多背景,從而反思對人類世界的諷刺。

什麼諷刺?有二:第一、1945 年8月8日,也就是George Henein撰文翌日,美國再於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兩顆原子彈共殺害二十萬日本人;第二、2012年的今日,美國現在仍以正義之名,向其他國家宣戰。

讀者如欲欣賞更多中東優秀藝術作品,請留意本版下星期初的報道。

撰文、攝影:楊天帥gyeung@hkej.com

挑戰羅浮宮《蒙娜麗莎》疑似原版畫作東京曝光


2012-03-31

挑戰羅浮宮《蒙娜麗莎》疑似原版畫作東京曝光

2012年3月31日星期六,即是今日,東京文化村博物館將展示一幅名為《蒙娜麗莎》的畫作。

這幅以Isleworth Mona Lisa 之名流傳於藝術史學家之間的作品,其實嚴格而言並非首次公開。它畫幅略寬於羅浮宮版《蒙娜麗莎》,畫面左右各繪有石柱。兩個版本中,繪畫的主體動作與光影設計相同,但背景迥異,Isleworth Mona Lisa 的女性也顯得更年輕。

「達文西原著」,介紹語寫道。簡單有力五個字,直接向羅浮宮防彈玻璃下的「分身」挑戰。

這幅聲稱是《蒙羅麗莎》原版畫作的故事,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說起。當時,英國著名藝術收藏家Hugh Blaker在Somerset一位貴族家中發現一幅與《蒙娜麗莎》相似的作品。這位貴族指,其家族已擁有這幅油畫逾一百年。

Hugh Blaker 把這幅畫買下,並帶到位於倫敦Isleworth的工作室。Isleworth Mona Lisa 之名,亦由此而來。畫作輾轉來到Henry F. Pulitzer之手。深入研究後,他於六十年代末出版了長達一百頁的Where is the MONA LISA?,力證Isleworth Mona Lisa 的真實性。

兩幅畫作的出處

為何Pulitzer一口咬定畫作出自達文西之手呢?一切從達文西傳記的矛盾點說起。

達文西生平事迹,資料多源於Giorgio Vasari於1550 年( 達文西去世三十一年後)出版的人物傳記。根據Giorgio的說法,達文西曾受佛羅倫斯富商Francesco del Giocondo委託,繪畫其妻Lisa Gherardini的肖像,以慶賀新居入伙及次子Andre誕生。

多年以來,此項委託年份為何,是不少史學家極欲解答的難題。直至2005年,學者Dr. Armin Schlechter在海德堡學院(Heidelberg University)圖書館的藏書中,發現與達文西同代人Agostino Vespucci的筆記,終於確認繪畫年份為1503年。

Giorgio指出,Lisa的肖像在「達文西糾結了超過四年後,以未完成告終」。然而至1517年,一幅已完成的《佛羅倫斯女性》畫作卻公諸於世,並屬達文西自己所有。這幅《佛羅倫斯女性》,在達文西死後傳給愛徒Salai,Salai收藏此畫直至1525年去世,法國國王FrancisI以4000 écus(當時法國貨幣)購入後,又傳給路易十四(Louis XIV),路易十四把畫作掛到凡爾賽宮(Palace of Versailles),法國革命後,又運到羅浮宮。此後它曾多次被轉移到不同地方,然終於還是回歸今日的羅浮宮,廣為世人觀賞。

矛盾之處正在於,若Lisa的肖像「以未完成告終」,那1517年的完成品又是從何說起?

一派史學家的解釋是,達文西在1516年應法國國王之邀赴法工作時,把未完成的《蒙娜麗莎》帶在身上,繼續繪畫,並終於在1517年完成。然另一派卻質疑,就算作品已完成,也應交付委託人,不可能留在達文西之手,還肆無忌憚地傳來傳去。加上Giorgio明言「達文西糾結了超過四年」,則在1503 年算起四年後的1507 年左右,無論結果如可,創作應已完結。於是,學者推斷達文西已把1503年版本交付委託者,而在1517年,他又再為自己另畫一幅。1503年版,正是現在掛於東京文化村博物館的Isleworth Mona Lisa 。

由於Isleworth Mona Lisa 與羅浮宮版的最大分別在於背景,所以,後世推斷達文西未完成的地方,主要亦在背景部分。從另一角度看,若然這幅Isleworth Mona Lisa 純粹是另一抄襲之作,那只有背景完全走樣,也有點說不過去。

新面世作品的論據

綜合Pulitzer 與藝術史學家的論述,可概括證明Isleworth Mona Lisa 為原作的論點如下:1.美術史學家Giovanni Lomazzo在1584年出版的Trattato dell'arte della Pittura Scultura ed Architecttura 中,其中一頁提到「《焦貢達》(La Gioconda )與《蒙娜麗莎》」。

由於在達文西徒弟Salai的文件中,可確認他接收的遺作稱為《焦貢達》,故有史學家推斷,這應該是羅浮宮版本原來的名字,而《蒙娜麗莎》真正所指應是Isleworth Mona Lisa 。由於Isleworth Mona Lisa 銷聲匿迹多年,故在以訛傳訛下,現代人把兩者混為一談,以為《焦貢達》就是《蒙娜麗莎》的別名。

2.Isleworth Mona Lisa 左右兩旁的石柱,在一些後世臨摹《蒙娜麗莎》的作品皆可看到。另外,羅浮宮亦證實收藏了一幅拉斐爾(Raphael)依照達文西畫作繪畫的草稿。這張草稿中的《蒙娜麗莎》亦同樣有支柱。所以,若然羅浮宮的《蒙娜麗莎》無支柱,則後世臨摹與拉斐爾的草稿應是來自Isleworth Mona Lisa 。

不過,若細心觀察羅浮宮的《蒙娜麗莎》,可發現左右兩旁有黑色陰影,在人像手臂附近,更有一角類似支柱底部的形狀。一些學者認為,本來此作兩旁也像Isleworth Mona Lisa 同樣有石柱,可是後來被裁剪了,才會剩下黑色陰影。然而亦有專家堅稱,作品沒有被裁剪過的痕迹。無論哪一派才正確,幾乎可以肯定的是,《蒙娜麗莎》兩旁有柱,不是信口空談。

3.Isleworth Mona Lisa 畫中人較年輕,證明此作應比《蒙娜麗莎》更早繪畫。同時間,在1504 年,Lisa Gherardini應為二十五歲。較之於羅浮宮版本,Isleworth 版本的少女更加接近這一年齡。

4.有學者認為,Isleworth Mona Lisa 的背景與主體脖頸的質感、線條皆不及達文西其他作品,故懷疑這一部分亦為後人所補。這論點與1503年版本「未完成」的記載吻合。

種種證據,似乎皆指出Isleworth Mona Lisa 是為正貨。不過,當然對它投下不信任票的學者亦不在少數。維基百科相關條目的編者便是其一,他在介紹中第一句便寫道:「Isleworth Mona Lisa 是根據達文西的《蒙娜麗莎》繪畫的眾多作品之一。」

反對派的質疑

反對派對Pulitzer的論點提出多番質疑。首先,無證據證明Giorgio Vasari對達文西的記載,一定完全準確。其次,花鉅款買下Isleworth Mona Lisa 的Pulitzer,被懷疑力證作品真偽,只為私人利益。事實上,Where is the MONA LISA ? 一書的出版商Pulitzer Press,也是他的私人公司。無論他怎麼說,不免給人「賣花讚花香」的感覺,令其證詞欠缺說服力。

另外,Pulitzer亦於Where is the MONA LISA?中,以不少科學證據證明Isleworth Mona Lisa 的真偽。然而,科學實驗到底由誰主理?書中並無提及。又由於Pulitzer曾在書中的鑑證文章使用「我們」(we)一字,這一點惹來不少學者質疑所謂「科學證據」,實際上是由Pulitzer自己取得╱創作。

無論如何,Isleworth Mona Lisa 這幅神秘作品,見過的人少之又少。它長久以來存放在瑞士一保險庫中,由私人收藏家擁有,2012年是達文西誕生五百六十周年的日子,這幅隱世畫作在東京公開展出,有望寫下藝術史上重要一筆。

可靠消息指,4 月內將有權威人士出版著作Mona Lisa-Leonardo's Original Version ,解答Isleworth Mona Lisa 的種種謎團。這本書能否改寫五百多年的藝術史?能否證實每年六百萬人前往朝聖的《蒙娜麗莎》,其實另有其畫?

一切將於月內揭盅。

Leonardo Da Vinci E L'idea Della Bellezza達文西美的理想展期2012年3月31日至6月10日網址http://davinci2012.jp/ 會場Bunkamuraザ?ミュージアム(東京都?谷?道玄坂2-24-1)(文化村The Museum)

《蒙娜麗莎》謎團Q & A

Q: 《蒙娜麗莎》與麥當娜有關?

A: 達文西畫作中, 繪畫主體名字應是L i s a Gherardini,為什麼我們卻稱她為Mona Lisa?

原來在意大利文中,Ma Donna 意指「我的淑女」,即英語的my lady,麥當娜(Madonna)之名正源於此。而Madonna 的簡寫, 正是Mona。所以,Mona Lisa,即是「Lisa 小姐」的意思。

另外,意大利人有時會稱Mona Lisa 為Monna Lisa,莫以為他們拼音拼錯了,其實只是現代意大利文慣把Mona 寫成Monna 而已。

Q: 畫中人是達文西自己?

A: 多年來, 不少學者質疑《蒙娜麗莎》畫中女性, 不是Lisa Gherardini, 而是另有其人。她可能是Isabella of Naples、Cecilia Gallerani、Costanza d'Avalos 等,甚至有人拿達文西自畫像與《蒙娜麗莎》比對後,大膽假設畫中人實為達文西自己。

其實達文西把自己畫成女性,並不出奇。早有不少論者指,達文西應為一同性戀者。理由是他一生未婚,亦鮮聞有感情生活紀錄。一直以來他身邊的朋友、門徒以男性為絕大多數。另外,他曾在二十四歲時與另外三位男性友人被控雞姦罪,後因證據不足,獲判無罪釋放。有史學家指,這背後是由於被控者當中,有一位是達官貴人,因他向法庭施以影響力,才得以「力保清白」。

Q: 畢加索曾被懷疑偷《蒙娜麗莎》?

A: 確有其事。1911 年,《蒙娜麗莎》自羅浮宮不翼而飛,博物館關閉整個星期,協助警察調查。當時警察找到法國詩人Guillaume Apollinaire 頭上,Guilaume 因曾宣稱要「燒毀羅浮宮」而被懷疑為盜畫者。這位詩人被收監後,竟還試圖連累畢加索。警察甚至邀請畢加索「喝咖啡」,後才證實二人確實無辜。

此後,案件一直無法偵破,直到1913 年才真相大白。

原來賊人名為Vincenzo Peruggia。他是羅浮宮的職員,可自由出入,並藉此優勢把畫作偷走。這位意大利人,有着濃厚的愛國情操。他認為繪畫《蒙娜麗莎》的是意大利人,被畫的也是意大利人,無疑應在意大利展出,為此他不惜鋌而走險。只是,Vincenzo 雖然成功把畫作帶回家,卻無法把它運到意大利。在與《蒙娜麗莎》秘密同居兩年後,他終於在試圖把作品售予佛羅倫斯的Uffizi Gallery 時被警方拘捕,人贓並獲。

由於Vincenzo 的動機實在太「正面」,故在陰差陽錯下,他竟成為意大利的英雄。《蒙娜麗莎》後來在意大利巡迴展出,Vincenzo 也僅在監禁六個月後便獲釋放。

撰文:楊天帥

gyeung@hkej.com

趙無極—— 糅合東西藝術的異數


2012-03-29

趙無極—— 糅合東西藝術的異數

今日許多藝術家依然探索的東西融合課題,概略而言始於五四運動。當年許多畫家赴笈西方,學習西洋技法後,回國着手改革中國畫。然而趙無極不同,他是直接從西洋畫出發,探索中國畫的精神。這一「中國人?西方畫?中西交會?中國文化」的過程,使他成為近代中國藝術史上的一個異數。

中西美術交流,最早可追溯至明末。當時一些傳教士來華,並開始將西洋畫介紹到中國,但由於規模不廣,並未對中國文化產生重大影響。及至清代,康熙、雍正、乾隆開始用洋人為宮廷畫師,然西畫東繪,仍限於權貴,在平民百姓間甚罕有。

西洋畫真正普及於社會,是五四運動之後。當年中國知識分子掀起一股反思中國文化浪潮,推崇學習「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不少青年遠赴歐洲學習西洋畫,當中部分畫家如徐悲鴻、林風眠等,又試圖將東西畫法融合,創造藝術新氣象。

生於大時代

趙無極正是在這樣的大時代誕生。時為1921 年,五四運動後兩年。

趙家可謂書香世代,其祖先是宋朝皇帝親弟燕王。趙無極父親是銀行家,但並非銅臭之流,而是收藏各種藝術品的風雅之士,自己也是業餘畫家,還得過獎。趙的叔叔也常從巴黎帶回一些名畫明信片,送予無極。反而趙母則對藝術興趣不大,一次趙無極在她一隻十七世紀古碟上塗鴉,還惹得她大為惱怒。

每年祭祖,趙家總會聚首一堂,欣賞兩幅家傳名畫。一幅出自十一世紀畫家米芾(音「忽」),另一則為十三世紀的趙孟頫(音「苦」)作品。這兩幅畫對趙無極後來的藝術發展,影響深遠。特別是米芾,趙無極至今依然對他推崇備至,稱他為古今最偉大的畫家。

趙無極對藝術的興味,與這種家庭氛圍不無關係。小時候已喜歡臨摹鈔票圖案的他曾明言,若非生於這樣的家庭,數學成績也不是那麼差勁,他肯定不會成為畫家,而會從事醫生之類的工作。

六歲時,趙無極開始習書法,十歲學繪畫,十四歲入讀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成為該校最年輕的學生。西洋畫師從林風眠,中國畫則由潘天壽教導。當時的杭州藝專,如今回顧可謂人才輩出,比趙低一班有朱德群,低兩班有吳冠中,後來都成為大師。

趙無極是有名的反叛學生,學校規定學生先學國畫,後學西洋畫,然而他對國畫興味索然,認為它自十六世紀起便已停滯不前。潘天壽要他畫,他卻在紙上塗個墨團,題上「趙無極畫石」便揚長而去。此事令潘天壽大為憤怒,要求作為校長的林風眠開除他。然而林風眠看出趙無極具繪畫天賦,把他力保下來。

畢業後,趙無極留在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擔任助教。1941年他在重慶辦個人畫展,但不太成功,還要他父親買下第一幅畫,才能償還辦展覽欠下的債。趙無極也意識到自己的不足,加上林風眠鼓勵,他便於二十七歲離國,與妻子謝景蘭(或稱蘭蘭)前往巴黎。

這時候,吳冠中已經比他先到,並替他安排了住處。趙無極到巴黎第一件事,便是跑到羅浮宮,泡了整個下午。往後幾年,趙無極不斷吸收西洋精粹為己用,終於在巴黎嶄露頭角。

年半零成交

初到歐洲的十多年,趙無極的藝術觀極為動盪,令其作品在短時間內歷經多次轉變,在實驗、嘗試的過程間,作品質素不穩定,更曾有整整一年半時間他的經理人賣不出一張畫。

起初,他大受德國╱瑞士畫家克利(Paul Klee)影響,嚮往東方文化的克利,曾在中國象形文字汲取靈感,把物事表現為符號。有評論家指,趙無極五十年代初畫作如《茶壺》(La théiére )、《藍色裏的船》(Bateaux fond bleu )等,與克利創作頗有相通之處,又知趙無極向來欣賞克利,趙在該時期通常被指作品模仿克利,甚至稱他為「二流克利」。

然而若考究時代,趙無極首次於瑞士發現克利作品,應為1951年,而《雙魚》則成畫於1950年。雖然無可否認克利對趙的藝術發展甚為重要,然而這一點應基於二人理念早已不謀而合。因此,較之於模仿,只能說趙無極在克利身上,得以更肯定自己回歸中國藝術精神的信心。

另一讓趙無極重新發現東方藝術之美的,是法國畫家賽尚(Paul Cézanne)。趙無極從其自然畫作中,發現中國山水畫的精妙之處。是以他曾如此道:「我也曾仰慕莫奈、雷諾雅、莫迪格里安尼、馬蒂斯,但賽尚卻幫助我重新成為中國的畫家。」五十年代中期,趙無極又受甲骨文圖象的啟發,以符號演繹其時流行於歐洲的抽象主義。這段時期,他喜歡以符號、線條融於畫中,以抽象方式表現繪畫主題。如1956年的《火災》(L'incendie )、1957 年的《強風》(Mistral ),都是這時期的代表作。

正在趙無極致力發展藝術事業之時,謝景蘭卻與他離婚,嫁給一位法國雕塑家。此事令趙無極受到打擊,決意暫離法國,不訂回程日期,到處遊歷。他在香港旅居六個月,並在此地認識陳美琴。後來,陳成為他的第二任妻子。

五十年代末,趙無極的藝術又有新突破。他參考英國十八到十九世紀畫家Turner的風格,以更加純粹的線條和色塊表現所思所想,如《14.12.59》便與Turner的《奴隸船》(Slave Ship )相似。

然而,趙無極的「船」比Turner更模糊,從這一點可窺見趙的藝術抽象性愈來愈強,最後連標題也略去,只留下作品完成日期。這種概念接近於中國傳統的「空無」,讓觀者從每幅畫迥異的調子上馳騁想像,「無中生有」。

人生轉捩點

六十至七十年代早期,趙的畫作色彩多以黑、褐等暗色為主,畫風激烈,如《10.1.68》便是一例。1971 年,陳美琴身患重病,愛妻心切的趙無極無法作畫。翌年其妻逝世,趙返回中國,探望他闊別二十四年的家人。直到1973 年,趙無極才能重新拾起畫筆。此後,趙無極再娶法國人法蘭素娃.瑪姬(Francoise Woimant)為妻。

此後,趙無極的創作開始運用愈來愈多亮色,意境亦日益平靜。1975 到1976 年是趙無極的多產時期。這段期間他畫的都是大幅畫作,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1976年的《向安德烈.馬爾羅致敬》(01.04.76 Triptyque Hommage à André Malraux )。

另外,可圈可點的亦有1982年掛於香山飯店的兩幅水墨畫。關於此作,有過一段軼事。

話說香山飯店由著名美籍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他與趙無極份屬好友,得以邀請趙為飯店作畫。其時趙無極在歐洲已很有名,但在中國大陸,仍名不見經傳。

趙無極完成貝聿銘的請求後,赴北京出席飯店開幕儀式。這時許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誰,飯店大堂經理瞥了畫作一眼後,還說「這樣的畫,我的小孩也畫得出來」。事件傳了出去,引起中國許多文化人的關注,月前仙遊的黃苗子及其妻郁風知悉此事,也向政協報告。後黃氏夫婦建議政府向趙道歉,並邀請他回國辦畫展。結果在1983 年,趙無極以六十二歲之齡,第一次接受官方邀請,在故鄉舉辦展覽。

基於趙無極獨特的背景,他畫的雖是中國文化精神,卻往往比許多畫家更能擺脫傳統國畫限制。他作畫,無論東西風格,從不用圖章、題款。以是次香港蘇富比二十世紀中國藝術2012年春季拍賣會的重頭拍品《25.06.86 桃花源》為例,趙無極用的是西方抽象的色彩和語言,說的卻是中國山水與萬化冥合的精神。畫中的山、水、木、石,在趙無極筆下,變得更絢麗跳脫,卻又沒有西方對大自然的主宰欲與自我中心。它打開了中國傳統在面對西洋文化衝擊下如何茁壯發展的話題,把中國的美感從文明古國的聯想帶到當代世界。

近數十年,西方出現一股研究中國文化的熱潮。五十年代起,趙無極以東方人身份,運用西方繪畫語言向西方人展現東方精神,儼如該時期的中國新派藝術代言人。在中西文化應如何兼容的問題上,趙無極引申出新的討論空間。於是,他得以在這一大潮流下,嶄露頭角。可以說,趙無極之所以成為大畫家,其實力與文化的延伸固然是關鍵,然而其中也摻雜一點運氣因素。

撰文:楊天帥gyeung@hkej.com

2012-03-21
標示關鍵字

戲劇教育普及化 到底上戲劇課學到什麼?

隨着香港學制改革,新高中語文科目引入戲劇選修單元,加上香港小劇團日益受注目,教育界也開始重視起戲劇來。無論大、中、小學,近年戲劇課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新近就有香港話劇團(下稱話劇團)與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合辦的「舞台表演專業證書」課程,該課程由話劇團藝術總監陳敢權及兩位駐團導演司徒慧焯及馮蔚衡教授。藉此機會,本報邀請了陳敢權及活躍於戲劇教育界的何應豐,以不同角度談論戲劇教育。

學戲劇,究竟會學到什麼?相信這是老師、家長、學生、公眾都想問的一個問題。

雖然課程命名為「舞台表演專業證書」,然而內容並不涵蓋話劇以外的演出,陳敢權表示,名稱「只是『戲劇』兩個字濃縮了」。另外「『專業』的意思是讓學員了解專業劇團要求為何,讓學員分辨何謂專業何謂不專業」。

“戲劇最重要是讓學生成為更好的人..戲劇意識本身導人向善,也是研究人類最好的題材。

──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陳敢權”換句話說,課程定位為入門級。對象亦主要為對戲劇有濃厚興趣,但未曾接觸或新接觸的人士。陳指出「如果已經做戲劇有一段長時間,便不太合適。」開課人數最少為十五人,最高人數則為二十至三十。若報名人數太多,可能會進行面試甄選。

課程共長九十九小時,當中約半數為理論課,二十四小時講授「認識舞台演出」、二十一小時講授「戲劇創造及分析」。導師將向學生講授簡單戲劇史,以及如何編寫劇本、導演工作等,以圖擴闊學生視野,但「一定不會深入,不會談好多不同(戲劇)主義,因為一個主義已經可以講一個課程」。

餘下則為四十五小時綵排及八小時演出。學生會在講師指導下編寫短劇本,進行排練,在實習過程中了解如何演繹一個角色,以及學習簡單的後台管理技巧,最後更會在話劇團的黑盒劇場演出。

不是Chalk and Talk的教育話劇團設計課程時,安排實習時數佔逾半,是因為「戲劇教育是靈活的,並非chalk and talk,必須親身做才能加深學員印象。」總括而言,陳敢權指「整個課程很完整,但會是介紹形式,傾向practical,與大學教『主義』那種不同。」陳敢權在香港演藝學院執教鞭十九年,又在話劇團參與許多外展工作。他的心得是,戲劇教育是一種廣義說法,當中可以分成不同範疇,有各種不同目標。

基本上,低年班的適合用於培訓語言及表達等技巧,例如話劇團不時會與本地學校合作,透過戲劇發展學生語言能力,訓練其普通話、英語,甚至廣東話,讓學生說話不要有懶音。

陳敢權指出,「戲劇意識本身導人向善,也是研究人類最好的題材」,加上戲劇具備趣味,所以將戲劇融入教學題材,相得益彰,「好像朱自清的《背影》,老師可以嘗試找學生出來排演一次,這樣同學對課文的印象也會深刻許多。」中級課程則主力講授如何欣賞戲劇藝術,是次公開進修大學的課程便屬於此列。

透過讓學生理解導演如何表現劇本精粹,演員如何在台上交流,陳敢權「希望學員可以在修畢課程後,懂得分辨何謂好戲,何謂專業與不專業,並說得出理由何在,而不是純粹覺得一齣戲不好,就因為它不夠好笑。」「現在一般觀眾都傾向認為,戲劇不好笑就不好看。這是不對的,其實戲劇有很多意義。」話劇團暫時未考慮與公開大學開設進階課程。如有學員希望在修畢此課程後再進修,陳敢權建議可報讀演藝學院的BFA(Bachelor of Fine Arts)課程。

陳敢權認,演藝學院一類高階課程的意義,在於栽培藝術家,「訓練學生成為一個獨特個體,讓望他們更有深度,在舞台上表現得更立體。戲劇不是說個故事這樣簡單,而是讓觀眾看完後有一種蕩氣迴腸的感覺。」然而,本土藝術界也有不少聲音批評演藝學院教學方針太着重技術。陳敢權則不大同意,並認為其戲劇課程已能做到平衡技術與藝術精神。「(演藝的課程)主要是以歷史為基礎,培養學生分析力及對表演的態度,說話聲線等技巧訓練只屬於輔助性質。」

讓人不怕在公開場合說話

自從演藝學院開辦戲劇課程後,香港小型劇團愈來愈多,「七八十年代時,曾經是話劇團獨大,後來演藝學院教出許多戲劇學生,話劇團吸納不了,他們便自行發展。」他續指,現時香港的劇場演出,數量比百老匯還多。

近年香港教育制度改革,中小學戲劇教育愈趨蓬勃,陳敢權指此趨勢有助小型劇團生存。「許多劇團其實大部分時間都去學校教學,賺取收入幫補演出──因為演出是無法賺錢的。」然而由於香港話劇團教育部門獨立,政府每年提供的經費亦已足夠支持演出,故與公開大學合辦的課程,與其演出開支並無關係。

是次與公開大學合辦課程,目的除讓學員了解戲劇外,陳敢權表示,在廣義上更是提升香港觀眾質素的途徑。「當然不是說訓練你做我們的觀眾,但最少讓你知道如何欣賞戲劇藝術。」他續稱,一部戲在百老匯可以做足一年,但在香港只能做兩星期,一大原因當然是劇團欠私人場地,然而公演期短與香港具質素的觀眾不足亦不無關係。

若能提升香港公眾對戲劇藝術的鑑賞力,無疑是一件好事,但港幣12500 元的學費,價格高昂,恐怕會令不少對戲劇感興趣者卻步。問到學費如何釐定時,陳敢權坦言話劇團與此無關,因為收費、上課時間、證書認可,以及九十九小時的課程框架皆屬公開大學安排,劇團只負責課程內容部分。

「戲劇最重要是讓學生成為更好的人。」陳敢權強調,即使在演藝學院,戲劇訓練也並非為了培訓大明星,而是一種「全人發展」,當中包括對藝術的理解,如何與人溝通、合群、團隊合作、發揮創意等。「戲劇訓練讓人不怕在公開場合說話,不會詞不達意。這些技巧是做什麼工作都適用的。」“戲劇教育是靈活的,並非chalkand talk,必須親身做才能加深學員印象。

──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陳敢權”撰文、攝影:楊天帥gyeung@hkej.com


戲劇教育淪為一門生意

曾創辦「瘋祭舞台」、「何必。館」,以及任教於多個社福機構及學校的何應豐,對戲劇教育,與陳敢權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他直指近年雖見香港戲劇教育蓬勃,但不少課程演變成「為搞show而搞show」,最終將戲劇精神本末倒置。

「我看到的是大家只集中排戲。最近我看過一個香港旗艦劇團同小學生做的所謂教育作品,發現我們唯一的進步就是為學生提供了技術支援,但本質上戲劇在小孩生命中辦演一個怎樣的角色?這些(戲劇教育工作者)都沒思考過。」何應豐認為,箇中原因是戲劇教育受管理主義影響,淪為追求數字達標的一門生意。「曾經有學校為慶祝周年紀念,要我在一定時間內做一個學生作品。他們的預算非常可觀,如果我想賺錢就會答應,但我的回答是『你不是搞教育嗎?

為何周年紀念要表演?』」當學校規定老師在指定時數內生產指定成果,便引發老師「如常交貨」。現時香港的戲劇教育熱潮,雖為演藝學院畢業生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卻也犧牲了課堂質素。「課程大綱可以寫得好美麗,但學生如何消化?他們的生命如何與戲劇掛鈎?這些都沒有提及。」「我曾經遇過一些有心人,真想教好戲劇,卻被學校批評不夠效率。原來他們只想學生完成教育局要求。」何應豐認為,教育應該照顧每個學生獨立發展。他觀察到許多戲劇老師走入課室,很執着學生能否做到其要求,卻沒能看見他們面對的難題。「當有一班年輕人走入課室,其中一個是怕羞的,難道你還要逼他做戲?我會給他一部攝錄機,任他拍攝。重點是透過這部攝錄機,發現他如何看待世界。」對何應豐而言,戲劇教育不是推銷戲劇,而是「引發教育、社會服務一種另類的可能性」。透過處身於劇場中,飾演一個人物,參與者得以從另一角度組織自己思考,推動自己反思。

何應豐亦認為,演藝學院的教學模式太着重技術性與理論性,同學傾向集中精力於製作,而在製作過程中,又很少考慮戲劇的人文精神。

「若果你要做莎士比亞,較之於能否排成一齣戲,更重要的是,對你而言莎士比亞在關懷什麼?每一部戲背後其實都是對人的關懷。」「若我們看待戲劇,還要強調何謂專業何謂不專業,我覺得這未免有點狂妄。對真正的劇場工作者而言,專業是你的操守,而不是實際結果。專業是我們是否關心人類,而不是技巧。」

讓學生與生命溝通

「現在個個都想做專業人士,但若然所謂專業就是一種強大的排斥工具,暗指其他人不專業,那麼我們對人的關懷、對社會的觸角,便會完全磨蝕。」對何應豐而言,當社會的價值觀是強調取得證書,增值,令自己學生、父母、家長、教師都疲於奔命,那還不如不教不學。「不如一齊去沙灘享受一下,可能令我們的生命質素比學戲劇更好」。

「戲劇(的英語)是play,但如果我們不能在過程中play,只懂問老師教曉你什麼,那戲劇教育便沒有意義。對我而言,若能在教育過程中讓學生與生命溝通,那已經是一件很美麗的事。為何一定要搞台戲?為何大家總是擔心付了錢收不到貨?」「對我來說,一台戲的定義,愈來愈模糊。然而肯定的是,藝術是讓我們重新看世界的一塊鏡片,這塊鏡片可以隨時換——當我們的生活有(替換鏡片)能力,便不必怕人們不為夢想努力。」何應豐說,有次他請一個十多歲的學生拿出他最珍貴的東西。那學生拿出一疊證書。「我真不知如何反應。問他這疊證書,有什麼讓你值得興奮的事?他一句話也答不出來」。

戲劇界中,主流聲音會說何應豐的藝術觀屬偏鋒。

「或許你會說,何應豐你不要這麼麻煩,世界不是這樣轉的,你的要求不合理。然而若我們妥協,便是連最根本要求都放棄。聲稱自己是受害者沒有用,學校賴教育局,教育局賴教師,教師賴戲劇導師,其實我們都是同謀者。」「你問我戲劇教育是什麼,我不懂回答。」「如果體制容納不到這件事,我惟有在這個框架下,堅持信念,逐少逐少幹下去。」“戲劇(的英語)是play,但如果我們不能在過程中play,只懂問老師教曉你什麼,那戲劇教育便沒有意義。

——多媒體戲劇創作人何應豐”



楊德銘以人體花語 呈現攝影的無限可能


2012-03-13

楊德銘以人體花語 呈現攝影的無限可能

「我鍾意影相。」十個港男/港女,九個這樣說。但當你買來一部body 大過你塊面的相機、一支長過你隻手的鏡頭,有否想過,你想拍的到底是什麼?如果人影model你影model,人影日落你影日落,人影花你影花,那人家影完,何苦你又要再影一次呢?

楊德銘也影花,但是「花非花」,那是人身上的花。藉着這輯照片,透過今次與他的談話,楊德銘這位兼具攝影記者、freelance婚禮攝影師身份的藝術家,清楚告訴大家,攝影在「影靚相」以外的更大可能。

信-《信報》

楊 - 楊德銘

信: 「花非花」的意念從何而來?

楊: 這次展覽共有十二幅照片,從約二十幅同系列作品中挑選出來。這系列作品我拍了兩年,但若說維園花卉展,我從剛入行做新聞攝影開始便拍,已經拍了十年左右。因為我是做新聞的,所以常常要去花卉展影特寫。

起初我想拍「影相的人」,他們很古靈精怪,帶備長短火、大機細機,記得有個阿伯還自製紙皮匣套在相機熒幕上遮光。拍攝途中,又發現一些人穿着花衫影花。我很好奇,到底他們是刻意如此還是純粹偶然呢?從那時起,我便專拍這些穿花衣花帽花頭巾影花的人。其實你可以當我係一個「龍友」,不過我影的不是真花,而是穿在人身上的花。

至於為何用中國畫的裝裱方法,意念是源於看見好多人在花卉展拍那種畫意照片,也就是所謂沙龍攝影。沙龍攝影其實就是把攝影回歸或倒退到繪畫的感覺。香港人很喜歡拍這種唯美的照片,題材也很局限,黃昏、景色、美女之類的。但我認為攝影可以開闊些,於是便想幽他們一默,在照片上題兩句詩,用中國掛軸裱起,模擬國畫的模樣,但內容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的許多作品都有這種幽默元素。人們總覺得攝影應該是影靚相,但我影的往往是一些因為不漂亮,所以很少會被拍下的行為。這種照片我們叫「走光相」,當然不是真的「走光」,而說的是一段四四正正的人生中出現偏差的時刻。

信: 拍這種「走光相」,會不會帶着某種惡意?

楊: 我會說這是一個「遊戲」,大家可以笑完就算,不必認真。我不是想惡意地同你玩嘢,只是希望你能反省。就好似一班人講笑話,雖然在笑某個人,但其實那人做的事,可能大家都有做。如果有誰明白箇中道理,便自我反省,不明白也就笑笑算了。

信: 沙龍攝影一般很重視技巧。技巧對你來說,又是怎麼一回事?

楊: 技巧是重要的,但那不是指光圈快門iso 怎樣調較或者鏡頭相機有幾靚,而是說你選擇的形式如何配合你的內容。「花非花」的色彩很鮮艷,是因為即使我在大白天拍,仍然加上閃光燈。這種做法令畫面好像沒有陰影,對比不會很大。

用意是借他們身上色彩斑爛的花,去表現龍友影真花那種陳腔濫調的感覺。

信: 你有沒有拍過沙龍攝影?

楊: 有,多數人一開始都是學沙龍的。起初我影日落,下面有個海有條船那種照片,都好開心。其實我不反對沙龍攝影,只是反對那種一窩蜂的態度。我關心的是許多攝影者並無太多思想,拍完一朵荷花,感嘆兩句「人生夫復何求」便算。

我在「花非花」的照片上寫兩句詩,其實也是在諷刺這種「感嘆」。

信: 這感嘆說穿了是一種「打飛機式」的自我滿足。

楊: 正是如此。

信: 我在想,其實單反攝影才普及不久,現在沙龍攝影泛濫,會否因為那是入門者邁向成熟攝影藝術家的必然進程?

楊: 我認為不是。為什麼呢,因為即使在攝影還是專門玩意的年代,我也沒看到拍出了什麼特別題材。現在普及了,陳腔濫調的比例還是一樣多。反而我覺得因為現在有互聯網,要是有誰對攝影感興趣,肯發掘,發展會變得比以前容易些。

信: 有沒有那種想透過「花非花」,令觀者思考,從而改變現時香港攝影生態的理想?

楊: 是有這樣的想法。當然不是我一個人做得到,但因為我有教書,我總是希望讓學生接觸更多不同概念,激發他們的思考。「原來攝影可以這樣的」、「原來照片可以裱在掛軸」、「原來照片可以印在宣紙」,總的而言就是這樣。

信: 除了藝術創作外,我知道你也會拍婚禮。無疑絕大部分新人會要求你拍「陳腔濫調」的靚相。這一層面上你是如何自處?

楊: 我自己也有想過這個問題。我承認一方面影婚禮去消費「美麗」,另一方面又影「花非花」反過來諷刺,是有點矛盾。但其實這樣也沒問題啊,我總是覺得,一個有彈性的人應可既做商業又做自己想做的事。當中是有價值觀上的矛盾,但我知道自己要堅持的是什麼。做婚禮是為了維生,以及幫助我成就我的堅持。我覺得其實兩者可以並存。

好多人會覺得人只可以有一種價值觀,否則就是人格分裂、自相矛盾,其實我並不太認同這套講法。因為人往往就是在兩個極端之間不斷擺動,而非一味待在一邊。我不是聖人,普通人生活應該如此。

信: 這樣說法,其實會不會是一種對理想的妥協?

楊: 妥協沒有問題啊,真的沒有問題。你可以說我是為自己開脫,但大部分人多多少少都會有些妥協的。

妥協──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課題。早前我看了《野豬》,有一段說廖啟智在報社工作,他是一個很支持民主、人權的人,但報社不是這樣,所以把他邊緣化了。

於是他便對老闆有妥協,希望可以留下去,有朝一日「 番生」。但原來他愈妥協,情況只會愈惡劣,最終連真正的自己都改變了。

我自己都要反省──我個人是傾向妥協的,但是不是妥協就完全做不了自己想做的事?又未必。《舒特拉的名單》中主角就是一方面對某些事情妥協,一方面救人。有時候,人只能如此。

信: 如果有客人要求你把他的婚禮拍得唯美,你會不會掏出「花非花」,問他是否願意試另一種拍法?

楊: (笑)不會,老實說不會。不過我有兩張卡片,一張做婚禮,另一張做「花非花」這種project。我會跟客人說,其實我除了婚禮外,也會拍其他,有興趣可以看一下。要是你要求我影靚相,那無問題,就影靚相罷。我始終是很彈性的,沒有說道德上一定要求自己怎樣拍。

花花香港

楊德銘說他的「花非花」系列作品中看到的是一個人間遊樂場,我看到的卻是一個個的「花花世界」;花花世界一詞源於宋代詩人文及翁的《賀西郎.西湖》中的「回首洛陽花世界,煙渺黍離之地」,指燈紅酒綠的繁華世道,當中帶有貶義。

這個花花世界其實是香港一年一度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香港花卉展覽」,是香港旅遊發展局的重點推介節目,這些經過精心布置的人工園林景點和擺設,往往吸引大量市民到來參觀,把整個公園擠得水洩不通。群眾賞花的熱情,或是攝影發燒友的快門開合數目在此發揮到極致。

對花朵的着迷,單單是一個「靚」字去解釋是不足夠,花卉固然有着直接明快的生命訊息,或是藉此來建立情感和精神投射。花卉作品在攝影媒介中普遍的取材、議題卻是各適其適,打從上世紀初德國攝影師布洛斯菲爾德(Karl Blossfeldt )透過對植物的細緻觀察,展現他對自然界的黃金分割幾何美學的追求,到後來梅普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和荒木經惟把花卉塑造成有帶有性徵的隱喻,是妖冶嫵媚。楊的照片中穿戴帶着各式花卉圖案裝束的年邁女士,可能被認為俗不可耐,反而他們無視世俗時裝品牌設計的潮流,各自有率性而為的形象設計,更是叫人擊節讚賞。

模擬中國山水的透視感

楊德銘刻意以中式裝裱方式展示這批圖像及仿中國國畫的表現手法都是有迹可尋,中國式的沙龍攝影由上世紀初的郎靜山到後來的簡慶福或陳復禮等,除了常常加入詩詞題字或名字印璽,也會利用什錦攝影的方式來模擬中國傳統山水畫獨特的透視觀感,跟「花非花」中眾人肢體割裂,再層疊在花樣圖案背景,所構成的透視錯覺不謀而合。楊亦深受近代著名英國紀實攝影師帕爾(Martin Parr)的影響,運用的是誇張厚重的色彩,加上對群眾不能自已的消費心態上的諷刺,幾種或中或西的表現方式綜合起來,其實就是「香港仔」式獨有的華洋雜處。

近日一項民意調查提及香港人的身份認知,得出的結果竟然惹來一些爭議,又或是惹怒一些人,想不到從香港回歸祖國以後再沒有太多人提及的議題,今天重新醞釀。對此不解者或許應該來看看楊的作品,又或是參觀一下只與花卉展展場相隔一條馬路的「香港中央圖書館」的建築設計,同樣是語碼混雜的現象,建築評論作家方元在《一別鍾情──香港建築十日談》(Love at Last Sight-Historical an d Historicist Buildings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一書對中央圖書館的評價,其實是個不錯的總結:「儘管社會上一面倒地批評它,但是這個帶有雙重性格、雙重身份的孩子就是我們自己的寫照。」 撰文:岑允逸(本地攝影師)

▌楊德銘小檔案

1978年生於香港,於倫敦大學金匠學院「影像及傳播」碩士畢業。2000年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畢業後加入攝影記者行列,曾任雜誌圖片編輯、路透社及《經濟日報》攝影記者,中文大學及珠海書院新聞攝影課程兼任講師,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前主席。屢獲香港報業公會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頒發的新聞攝影獎項,並於2010 年在首屆香港攝影節被選為十四位香港新世代攝影師之一。

撰文:楊天帥gyeung@hkej.com圖片由楊德銘及刺點畫廊提供

誰是新聞報道的主角? 獨眼記者Marie Colvin 的死亡啟示


2012-03-06

誰是新聞報道的主角? 獨眼記者Marie Colvin 的死亡啟示

若你不知2011年敍利亞內戰死了幾人,不知內戰爆發原因,甚至不知對壘的是何陣營,卻知道上個月在敍利亞死了一個獨眼美國女記者和一個法國男攝影師,你就會倏的明白,我們是處身於一個何等荒謬的世界。

難道這兩個戰地新聞從業員的死,只是為了流芳百世,而不是讓人關心敍利亞的慘況?

當現代人庸庸碌碌活過半生,曾經寫在作文紙上的「理想」封塵,我們便需要英雄。英雄讓我們可以在cafe嘆着咖啡,安全地冒險。那是我們的心靈寄託。「嘩!Marie Colvin似足海盜,好有型!」「真係勇敢,令人佩服。如果我當年也選擇走她的路,或許可以過很不一樣的人生。」然後你會一笑,打電話給老婆╱老公,問他今晚帶孩子去哪間餐館吃飯。

戰地記者從來都是「有型」的,因為他投射了我們幻想自己「有型」的部分。

所以一個戰地記者被打死了(還要是女性獨眼龍),我們會覺得可歌可泣,媒體大書特書,但九千敍利亞人死了,我們不痛不癢。

受害者才是主角

這現象不啻在港出現,西方世界亦如是。MarieColvin之死,成為無數西方報章頭條,在虛擬世界、現實世界,一晝夜間獨眼精神發熱發亮,Marie成為大明星。她太紅了,紅到開始有人感到不安,英國《衞報》的助理編輯Michael White是其中一個。

「她大概會為這二十四小時間對自己死亡的廣泛報道感到驚恐吧。」他這樣寫道,「Colvin總是強調,受害者是報道中最重要的人,而非記者。」這樣說雖然很無情,但其實我們真的關心最重要的人是誰嗎?還是我們只在剝花生睇戲?

3月1日,各地媒體報道全球行動組織Avaaz 從敍利亞救出受傷記者Paul Conro y,行動中十三人喪生。某報標題如此:「敍國版《雷霆救兵》救一記者犧牲二十三人」,死傷人數故然有錯,更大問題在於「敍國版《雷霆救兵》」,它正好說明我們確實把遠方的苦難視為一場戲。

因為是遠方,炮彈沒有射到自己頭上,所以漠不關心,總覺得十三人、三十三人、九千人只是一個數字,而不是那些有父母夫妻朋友的活生生的人。比起人命,我們更關心曾蔭權的健身器材。

「我們都是窺淫狂」

讓戰爭報道激起遠方的同理心,從來不是一件易事。1937年LIFE Magazine 刊登戰地攝影大師RobertCapa的照片Falling Soldie r時,對頁就是賣男性潤髮膏的全版廣告。今日只不過是潤髮膏變成iPad,雜誌變成動新聞、網絡、手機罷了。

不能一味推說某報或香港媒體的錯,批評香港傳媒不負責任云云。沒有這樣的讀者就沒有這樣的報道。因為一篇不實報道而聲稱罷買某報的人,明天還是讀着同一份報紙。公信力數一數二低的傳媒機構,銷量卻是數一數二高。

因為我們已不在乎新聞真偽,只在乎夠不夠爽。以前是電影改編自真人真事,現在真人真事只能借用電影解釋。真真假假已然混淆,九千人死去的戰爭只是一個背景,就像電影字幕。誰會關心一齣戲的背景?我們只關心主角,比方說獨眼龍Ma rieColvin。

難怪美國作家Susan Sontag說,我們都是窺淫狂。

「面對一宗真實恐怖事故的大特寫,除了震慄之外,還有一份恥辱。也許唯一有資格目睹這類真慘實痛的影像的人,是那些有能力紓緩這痛苦的人——像是拍照所在地的戰地醫院的外科醫師——或那些可以從中學習的人。其餘的我們,不論是否刻意如此,都只是窺淫狂罷了。」或許我們不知道如何紓緩敍利亞人的痛苦,但我們可以從中學習。那麼,學習什麼呢?這見仁見智,但肯定不會是仇恨。

「最衰都係打死平民的政府軍和死不肯下台的巴沙爾。」不,不是這樣的。這樣只是把反對派殺人合理化而已。

真相從來都是一個謎。反對派批評政府軍濫殺無辜,政府軍反指反對派是恐怖分子。反對派示威此起彼落,政府支持者也曾攻擊美法大使館,反對派又指支持者是收買來的。

政府軍殺死了Marie Colvin,西方媒體大肆炒作,翻譯西方報刊的香港媒體也炒得不亦樂乎。然而《明報》看得很清楚——首個在敍利亞死亡的西方記者Gilles Jacquier,其實是被反對派向政府支持者發射的榴彈炮打死的,那時西方媒體怎樣?草草寫過便算。

從新聞中學習「聯繫」

不是陰謀論,但「真相」涉及的權力機構實在太多。維基解密透露,美國自20 06年起便開始秘密資助敍利亞反對派,金額接近5000萬港元。俄國乾脆公開支持政府軍,為他們提供武器。中國為何在安理會投反對票?明言暗語,眾說紛紜,但可以肯定,考慮的必然是一己私利。

美國政治家Hiram Johnson 1917年有句名言:「首名戰爭死難者,是真相。」每篇新聞背後總是連場角力:報章的立場、政府的阻撓與宣傳、黨派的弄虛作假。

連香港一場特首選戰都撲朔迷離,何況是戰爭?

堅信單一來源新聞,可以帶來極大危險,即使是Marie Colvin的報道亦然。她報道政府軍大量濫殺平民,可信性相當高;可我們也不能忽視,卡塔爾半島電視台記者說,許多所謂「無辜者」,其實底子也是反對派。

不能相信正義——反對派和政府軍都說自己是為正義而戰,你憑什麼確切判斷誰是誰非?

然而無論如何,只有戰爭帶來的痛苦,是值得相信的。儘管如此,我們實際上卻很難為消除這種痛苦做些什麼。缺乏資料、缺乏客觀條件。每個人都會說「我都有老婆仔女,有工要返,難道拋開一切飛去敍利亞幫人?這樣會不會很自私?」況且世界苦難者這麼多,我幫得幾個?

或許幫不了許多,但最少我們可以從中學習,理解對方的痛苦,盡力把自己代入其中,力圖感受其中的全部。你可以嘗試把焦點放在本頁一張戰爭圖片上,停留一分鐘,想像自己是相中人。那一刻你想的是什麼?感覺怎樣?

要是我們可以做一點點小而重要的事,那就是銘記這種感覺。當你高床暖枕的時候,銘記世界另一方,哈瑪的炮火聲讓人不能入睡;當你吃飯的時候,銘記德拉的人因斷糧而飢餓;當你與朋友聊天消遣的時候,把那些有摯友被炸死的傷心人銘記在心裏。

人類本來是聯繫在一起的,後來只因為物理上的種種原因——買車供樓、生活逼人、人各有志——聯繫給截斷了。只要銘記我們曾經有過這種聯繫,哪怕目前什麼都不能做,最終能做的事還是會浮現出來,世界因而一步步改變。

Marie Colvin人生最後一次報道,是一個敍利亞孩子中彈死亡的故事。較之於銘記她本人,我想她在天之靈會說,銘記這個孩子的苦難更重要。

撰文:楊天帥

gyeung@hkej.com

胡恩威的批評哲學


2012-03-03
標示關鍵字

胡恩威的批評哲學

傳媒稱之為憤怒中男但其實說話總是很斯文的胡恩威,把分析、批評和批鬥三者分得很清楚。

比方說,他會覺得文革和廉署查特首,都是一場「批鬥」。「批鬥就是不必講道理嘛,你父母是地主,便批鬥你。好似曾蔭權,竟被說成是和珅!頂多不就是貪小便宜搭飛機、黐餐,九七前都有啦。」「好多時我發覺香港人不會跳出框框看問題。為什麼沒有人就事件檢討特首待遇?

檢討退休安排?檢討特首與有錢人接觸的指引?如果你話他拖延不搞居屋,原來因為筆錢自己袋落袋,那當然抵鬧,但今次就有少少奇怪囉!」「分析」,是他剛發行的新書《香港文化深層結構》。他說這書旨在分析社會現象,從政策看香港生態對文化的影響,還有從流行詞彙看價值觀,比方說從「香港精神」引申「香港精神病」,從「西九」演繹門字旁的「西九」,諸如此類。

「批評」,則是記者打電話給他時想要的。「胡恩威批評本地教育商業化」、「胡恩威轟西九不懂做諮詢」、「胡恩威:香港二十年一個有趣的建築都沒有」、「胡恩威狠批政府不重視文化藝術」,報紙上的胡恩威炮轟建制快而準,直如自動網球發球機。

所以記者稱他為soundbite王,雖然soundbite王有時也會歪炮。我跟他說,一次有個行家致電給他,就某議題問他意見,胡恩威卻反詰,「你既然做得記者,一定有個人見解吧,說來聽聽。」記者說了,即被胡反轟目光短淺。

「我成日都令記者好難受㗎喎。」他笑笑道。

在他眼中,香港記者無深度。

「香港記者無興趣了解事件,只想要你個soundbite鬧人,講完就想走。」

對本地創作的批評

香港的廣告,在他眼中比香港記者好不了多少。「香港廣告創意愈來愈低,你睇樓盤廣告,全部無分別,都係鬼妹、老歌,畫面上是不屬於香港的世界。」香港電影呢?更是千篇一律。「來來去去都是那幾種,一係王晶的屎尿屁,一係懶溫情,一係打鬥、爆腸,全部都是用來發洩的。」香港流行音樂又如何?四個字,低俗老套。

他在微博寫道:「香港流行音樂從來都是十分低俗的;許冠傑也是很俗,黃霑也是很俗很老套的人生觀,俗是香港文化的主體特色;俗是意識上的,像命裏有時終需有、命裏無時莫強求,變幻原是永恆;阿媽係女人的俗……」“你說尖銳的話,無論你斯文地講,還是霸氣地講,人家都覺得你是

霸氣啦!”

結果林敏驄回敬:「要雅俗共賞,要雅得起,俗得起,先至串得起,正經得起,玩得起,才是了不起;詞人無令人哭令人笑,甚至令人哭笑不得的本事,算個什麼?!!要教識人寫個『服』字,就是這樣容易。講填詞,你哋識條戀。」胡恩威在輿論間便是有着這樣的怒漢定型。《信報》同事數年前訪問過他,說他「一開口便如維園阿伯」,如是我自忖,去訪問他也好,看看他怎樣罵我。但見了兩次面,兩次他都很斯文,說話近乎陰聲細氣,人又客氣,是那種人家對他點頭,會條件反射點頭回應的人。這種人在公眾人物之中很少見。

「你說尖銳的話,無論你斯文地講,還是霸氣地講,人家都覺得你是霸氣啦!」胡恩威說。沒有很多人關心過他的「尖銳」來自什麼背景。

「以前我們在港大讀書有個習慣,把功課貼出壁報板,讓同學批評。再之前還很小的時候學《聖經》,遇過一些很不錯的導師,帶我們討論問題。那時候的天主教,對好多事都有強烈批判性,只不過這一派現在愈來愈收縮。」胡恩威在英國讀過三年高中。那時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剛上場,英國國庫一貧如洗,但胡恩威目睹的是物質匱乏的人,精神生活卻很豐盛。開電視,可以看到費里尼特輯;行出街,就是博物館和舊書店。

學校有少年保守黨、少年工黨,學生經常辯論社會問題。BBC有個節目叫Question Time ,每集都會邀政黨上場與觀眾討論政策。

「不是鬧交,是討論。」胡恩威說。「英國人細細個已經習慣討論問題。」

讀建築的文化體會

高中畢業後,回港修讀建築,並應林在山之邀,開始在《信報》撰寫專欄「三度空間」。

「好奇怪,我們讀的是在香港看不見的西方建築史。而對本土建築,卻幾乎全無認識,但建築就是關乎實在空間,所以我便專門寫一些香港建築的介紹和評論。」1988 年,胡恩威加入進念,不時要向政府搞撥款、打交道,如是開始接觸香港文化政策,去立法會旁聽,研究財政預算案。「英國佬好聰明,你搞事他不會禁你,但會把你的錢撥給管弦樂團,陰乾你;但如果你處理到,他又會給多點空間。」事後他回想,1988 至2002 年的十四年間,他對香港政策的研究對於創作《東宮西宮》,非常重要。

我說他是幸運的,父母在尖沙咀開店,做遊客生意,家景富裕,有機會浸鹹水,出來社會工作又沒太大負擔。

「那麼在香港出世,已經算行運啦。」

香港文化界的仙人掌

如果香港是文化沙漠,那胡恩威就是仙人掌,因為不必太多「水」,所以能夠開花。

他不認為「因為自己了不起所以做文化人批評你」。無論看事看人,胡恩威總傾向從外在生態環境出發,這是他愛讀的黃仁宇和史景遷教他的。兩位歷史學家的著作,讓他學習到不以大是大非定論,而觀乎大環境如何與人物牽連。

「可能秦檜是反戰的和平主義者,岳飛是塔利班,誰知道呢?」胡恩威說。

所以他強調自己搞的一直是「分析」而不是「批評」,無奈「傳媒喜歡豎立hero,hero就是要那種反建制的特質,同時間這個社會又不喜歡intellectual,所以記者總喜歡弱化我的分析,強化我的反建制。」「我一向都想強調我的分析性,但同記者做訪問,做一個鐘,出得四句,無計㗎喎。那是不是索性不說?我現在會開始選擇囉!有必要才說。或者明知他會quote你幾句soundbite,有時我就講那幾句,講完收線。」“可能秦檜是反戰的和平主義者,岳飛是塔利班,誰知道呢?”分析需要時間。胡恩威說香港一味貪快,所以不分析,不分析就推行政策,便換來因快得慢,像西九,要推倒重來。難怪兩年前西九搞諮詢論壇,胡恩威要大聲批評每人發言三分鐘不足夠。

「那場諮詢沒有intellectual process,沒有研究文化場地應該怎樣做,沒有分析本土文化與入口文化應是怎樣的關係。你只讓人講三分鐘,便注定只有三分鐘的內容。」制度影響生態,生態影響結果。有怎樣的香港,便有怎樣的香港文化。所以當他說記者無深度,下文其實是「因為傳媒不是記者主導,現在記者不重要,隨時換得,報章不在乎作者論」;當他說廣告無創意,其實也是說「香港的消費者水平不高,即使是高水平的人都覺得公眾水平不必高」;香港電影千篇一律,因為「香港一定要做馬騮戲,觀眾又鍾意,你無計?」他說流行音樂低俗,但低俗不一定負面。胡恩威記得成長時代放學後在旺角流連,便是享受低俗文化。

「戲院、茶樓、文具舖、涼茶店——那時涼茶店有得食咖哩魷魚、煎蘿蔔糕,飲蔗汁,室內設計則間間差不多,是唐人街那種好kitsch(庸俗),有龍呀之類的,好多motif。」「還有就是荷里活購物中心,以前男仔常在那裏造衫。」我插口說,這個現在還有啦,依然是學生哥買衫勝地,特別是謝師宴穿的西裝。

「隨時會消失呀!很可能會變成百老匯。將來整個旺角命名權可能會歸於百老匯或者周生生、周大福。彌敦道變周生生路、周大福路。」他慨嘆以前香港多元得多,如今愈來愈單一,旺角如是,文化如是,人如是。「香港愈來愈無性格。」如是我想起一句話,「絕對的天堂就是地獄」。

「低俗無問題,但整個社會只有低俗就不行。顧嘉煇都好入俗,但我不是否定他,問題是香港只肯定顧嘉煇這些人。比方說有個作曲家叫林樂培,十分重要,對嚴肅音樂有好大影響,但公眾完全不會認同他,就只識得顧嘉煇一個。」胡恩威不滿的是,為什麼美國人可以既喜歡史匹堡,又崇拜英瑪·柏格曼;格林美既會捧紅Adele,又會頒獎給古典音樂,「但香港呢?你不是『撈家』,人家就不理你了。」

不以「高眉」自居

香港的藝術家與歐美日甚至中國大陸的藝術家最大分別在於,人家有那種專屬於藝術家的「光環」,會得到公眾的尊重。但香港藝術家在申請信用卡時,會在職業一欄「被申報」為失業。引胡恩威的話,香港人就似鄉下佬,「個個都係村長,做咩呀!有錢我大晒,你整乜嘢,我

唔明!」

我一度感覺胡恩威直似英國作家Virginia Woolf 筆下的「高眉」(Highbrow),也就是說以「文化上流階級」自居。

「高眉」特徵是以精神追求為人生目的,力圖從平凡事物發現深層意義,積極為文化與社會現象發表評論,愛好「低眉」(Lowbrow)與低俗,認為他們的存在是多姿多采的社會不可或缺的因素,討厭「中眉」(Middlebrow),也就是那些高不成低不就,借「偽術」賺取金錢或社會地位的人。

「高眉」以啟蒙文化下

流者為己任。

「在香港的大環境

下,我希望我的書能啟蒙別人,一如我小時候讀陳冠中、董橋、李怡,發現原來思考可以有另一種方法。」「高眉」甘於成為小眾。

既然胡恩威把書名改做《香港文化深層結構》,你就知道它斷然不是以打入流行讀物排行榜為目標。事實上胡恩威說這書確實賣得很少。

「用這個名字是因為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對我影響很大。」他說。沒想過會趕客?「我做的從來都是趕客的事啦!」他確實有想過把書名改為《撈型社會》,只是一來內容就要重新寫過,二來覺得《香港文化深層結構》,名字「好玩啲」。

即使是《東宮西宮》,於他而言都是不入俗的。

「我不覺得喜劇一定等於俗。觀眾說,可不可以多點搞笑,少點道理?我說兩者是要一起進退的,否則便失去作品的完整性。」「有沒有看過電視版?其實我覺得都好『啃』,對香港電視而言。」「你可以話我屬於非主流,我不夠膽叫自己Highbrow,亦不知什麼叫Highbrow。」當我向他提出是否以「高眉」自居時,他這樣回答。

Virginia Woolf自稱「高眉」,後來引發饒有興味的論爭。Russell Lynes質疑她的說法是自命清高,企圖建立一種文化意義上的封建階級社會,「我們是文化貴族,來到世界就是要點醒你們這班愚民。」如是我又想到陳雲。2007 年他曾批評胡恩威是「文化諸侯」,其時原因不過是胡加入了西九管理局,沒想到如今竟多了另一層意義。

當年《信報》請胡恩威回應陳雲時,他也是稱不知什麼叫「文化諸侯」。「不知什麼叫X」,這似乎是他拒絕對方為自己套帽子的慣性答法。

“低俗無問題,但整個社會只有低俗就不行。顧嘉煇都好入俗,但我不是否定他,問題是香港只肯定顧嘉煇這些人。比方說有個作曲家叫林樂培,十分重要,對嚴肅音樂有好大影響,但公眾完全不會認同他,就只識得顧嘉煇一個。”

胡恩威Profile

胡恩威,進念二十面體行政總裁及聯合藝術總監,亞視電視節目《我要做特首》監製及主持。

1968 年生於香港,畢業於香港大學建築系。八十年代開始在香港報章雜誌撰寫評論文章,1988年加入進念二十面體,1996年成立香港發展策略研究所,並擔任該研究所主席,2001 年與梁文道創辦牛棚書院,2003年沙士後製作舞台劇《東宮西宮》,廣為公眾所識。2006年獲委任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轄下之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成員及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成員,2009年獲委任為香港經濟機遇委員會成員。最近把過去於各媒體撰寫的文章整理,編成《香港文化深層結構》一書。

攝影:何澤

gyeung@hkej.com

撰文:楊天帥

人類VS大自然 日本大地震周年反思


2012-03-02

人類VS大自然 日本大地震周年反思

2011年3月11日下午二時四十六分,日本東北9級地震,加上隨之引發的四十米高海嘯,造成一萬五千八百人喪生,三千三百人失蹤。若連同福島核災計算,死亡人數更加無法估計。

如今差不多一年過去,在日本忙於重建,受災者重新振作過活之際,作為人類的我們,也是時候收拾心情,反思是次慘痛經驗:我們與大自然的關係,有沒有因而改變?我們有沒有更懂得愛護高山、大海、花鳥蟲魚?

若你能夠更深切理解大自然,便可在被人罵作「一碌木」、「一碌葛」、「一堆爛泥」時,感到自豪。至少,木、葛、爛泥付出自己一生,孕育了無數生命。而人類呢?我們除了無情地傷害,又為萬物貢獻過什麼?

海嘯的力量之強大,連鋼筋也可扭曲,鐵路亦能折斷。一年前的災難把日本東北徹底破壞成廢墟;一年後的今天,廢墟又漸次回復為城市。只是災難仍以記憶的形式存在,反覆要求人類與它對話,解讀箇中含義。

為紀念日本災後一周年,Discovery Channel拍攝了一輯名為《日本震災重建》的紀錄片,第一集邀來《最後武士》中的渡邊謙(Ken Watanabe)揭開序幕。

甫開場,他劈頭第一句旁白便是:「自然的憤怒永不可以低估。生命可以在毫無預警下瞬間消逝。」為什麼大自然會發惡?

這句話,既對又不對。對的部分大家不講自明,不對的則在於,渡邊謙口中的自然竟像獒犬一樣兇惡。其實,自然本身完全不可怕,因為它從沒打算與人類為敵。只不過,即使是多麼溫馴的犬隻,當尾巴自工業革命起被人類扯足幾百年,也難免會憤而反撲吧!

日本東北災難不僅是自然在物質上的反撲,更是文化上的反饋。當你目擊那疾馳逃命的汽車被海嘯捲走或塞滿人的建築儼如積木般被推塌,你就不敢再狂傲地聲稱「要好好保護大自然」,而只能囁嚅:「大自然,請好好保護我。」已經有許多科學家明言,自然災害與人類行為關係密切。全球暖化、臭氧層穿洞甚至過度填海,皆與地震、海嘯、火山爆發環環相扣。

如果說1995年奪去六千條人命的阪神大地震讓日本文化開始思考社會進步的真正意義,那去年的「三一一」慘劇則更加激烈地呼喊日本人回歸他們的精神本質。

什麼是日本人的精神本質?

《日本震災重建》中有兩集關於食物,一集講述日本著名釀酒廠的社長菅原明彥在失去一切後,重新振作,終於釀造出災後首批酒的故事;另一集則關於海苔,鏡頭下一夥本來是競爭對手的海苔養殖師傅,在機器與資源匱乏的條件下,製成名物宮戶海苔參加皇室比賽。

海苔與日本酒皆是日本人與自然同心協力創造的成果。影片中常可見到工人雙手合十,懷着虔敬的心情,或念念有詞,或緘口不語,進行對大自然感恩的儀式。

這是日本文化中神道教的傳統。

神道教以自然崇拜為主,認為自然界中動植物皆有神。我們在日劇或動畫中常聽到日本人吃飯前說的いただきます(Itadakimasu),其實不僅是「我吃飯了」的意思,更是表達對大自然賜予食物的感激之情。

同樣蘊含神道教精神的,還有《龍貓》。宮崎駿筆下的龍貓便是大自然的精靈。可是,這隻精靈只有小孩才看得見——因為人類隨着學校、老師、家長、社會的「教化」,往往會學懂「迫於無奈接受現實」,變成為一己私利為所欲為、對自然以至對全世界冷感的人。

不過筆者也並不是極端地反對資本主義、極端地反工業——我們根本已回不去那個披草裙、住山洞樹屋、茹毛飲血的蠻荒年代——事實上也不必如此。只是我們要記住的是,追求科技進步之時,不一定要與大自然為敵。

以前,西方冒險家喜歡說,「我征服了喜瑪拉雅山」、「我征服了南極」、「我征服了大西洋」。太傻太天真,簡直與騎在大笨象上便以為自己比大笨象強壯無異。第一,大自然不是你的敵人;第二,若大自然真與你為敵,你以為你征服得了嗎?

而日本人確實曾以為自己可以戰勝大自然。紀錄片談到釜石市曾經擁有深度足以打入健力氏世界紀錄大全的防波堤,人們以為它足以擋住最洶湧的浪潮。結果呢?海嘯不費吹灰之力便把它沖得支離破碎。防波堤的防禦力與大自然相比,不過是蚊髀同牛髀而已。

為何是「環保」而不是「保環」?

我們常說的「環保」一詞,其實包含了無限智慧。有沒有想過,為何是「環保」而不是「保環」?因為說穿了,事實就是「環境保護你」,而不是「你保護環境」。

透過科技,我們可以更好地尋求「環保」。

日本新一代建築大師伊東豊雄已自釜石市的例子汲取教訓:「海堤一邊是自然,另一邊是人類——這種思考方法很有問題。如果我們能更加接近自然,自然其實可以保護人類。」「二十一世紀的科技,例如電腦,容許我們設計一個人類與自然合一的城市。」影片中,伊東豊雄邊說邊向渡邊謙介紹他設計的海堤模型。新海堤岸線將呈不規則,上面是一座六米高的山丘,種植着一排排櫻桃樹。「現在,電腦讓我們能夠就設計進行模擬測試,這技術最近十多二十年間進步了許多。」同樣借助大自然和科技的力量,陸前高田市則解決了迫在眉睫的農耕問題。海水浸泡過該市60%的農地,令泥土充滿鹽分。鹽分塞住了植物的根,令它們無法汲水,不能成長。

農務科學家西辻一真在震後一直研究鹽份對農地的影響。他發現把海洋微生物cyanobacteria混合珊瑚,撒在泥土上,可令鹽分產生化學作用,轉成肥料。一個月內,本來無甚生機的菜蔬茁壯成長。

文明、科技可與大自然共融,只因它本來就是大自然的產物。寫字的紙、筆來自大自然,繪畫的顏料來自大自然,就是電腦的晶片、導管都是自然界的產物。只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人類卻忘記了這一點,以為文明是文明,自然是自然,還妄想文明可以改變自然、闡釋自然。

當自然不斷發出訊號,要求人類反思彼此的關係,我們香港人又接收到多少呢?比方說,我們怎樣理解浪費?香港人每天平均產生的九千噸固體廢物,有三分一是廚餘,這是為什麼?

當超級市場為避膠袋稅走法律罅,本末倒置,改用平口膠袋,它的決策者、管理層,又是否已經作好心理準備,沿海的香港或許有一天會重蹈日本東北的覆轍?

當《日本震災重建》這輯紀錄片最後一集、最後一句用「 These seaweed mak ers rule the watersonce again(這夥海苔師傅再一次掌管海洋)」作結,這是否暗示我們在經歷了種種教訓後,還狂妄地以為大自然是人類的奴隸呢?

文化通識:綠色文化研究

綠色文化研究(Green Cultural Studies, GCS)一詞自從在文化研究學者Jha n Hochman於1997年撰寫的Green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oryCritique o f an Emerging Discipline 一文出現後,開始普及。翌年,Jhan 出版Green Cult uralStudies:Nature in Film, Novel and Theory 一書,確立了綠色文化研究作為文化研究新興學科的地位。

真正的文化研究,定義人言人殊,然而基本上除才子陶傑外,很少人會認為它是研究「一國的文化」。比較普遍的說法是,文化研究關心文化產物(如電影、小說、音樂)對種族、性別、階級、年齡階層等範疇的影響。

Jhan Hochman認為,過去文化研究一直忽略了對自然(如動植物等)的關懷。

於是他提倡綠色文化研究,期望人類在文化產物中對自然有比較公平的表現方式。

比如說,孔慶東辱罵港人是狗,詆譭了香港人不在話下,但有否想過,最無辜的卻是無端被批的狗隻?若這種反向思維對你是新鮮事,或許你記得早前唐貝詩的盆景貓事件。這位名媛因說盆景貓「可愛」而遭公眾群起攻之,其實也就是綠色文化研究的實現。

Jhan Hochman甚至提出,今時今日我們對女性、貧窮、青少年及深膚色人士等的種種歧視,或許正是源於對自然的負面印象。何以有此一言?當我們叫青少年為「野仔」,有否想過,「野仔」其實並無不妥,只是親近大自然而已;我們看見一個黑人,可能會把他與非洲大草原的印象連繫起來,進而斷定他「無文化」;香港人愛諷刺別人「返鄉下耕田」,其實回鄉過點農耕樂,又哪有不好之理?

「三一一」周年探索

《日本震災重建》是Discovery Channel為紀念日本災後一周年製作的紀錄片。全片共有七集,首集以日本演員渡邊謙(Ken Watanabe)探訪災後日本東北地區為引子,其後以災後城市重建、散失的照片保存、新幹線鐵路、恢復K-Car賽車運動、重拾日本傳統清酒釀製及皇室海苔培植行業六個故事,貫串「希望、社區、勇氣和逆境後的重建」的主題,記錄一年來日本東北地區重建行動的事迹。

首播:3 月5日起,星期一至日,晚上九時撰文:楊天帥gyeung@hkej.com

活化市集 普及戲劇 香港話劇團@ 街市餐廳


2012-02-21

活化市集 普及戲劇 香港話劇團@ 街市餐廳

在第三批活化歷史建築計劃中,競爭最激烈的是中環必列啫士街街市。

其中投標單位之一的香港話劇團,建議把街市活化為「市集舞台」,並設全港首個常設餐飲劇場,冀透過新方法讓戲劇成為更多香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是次計劃共開放四個投標項目,分別為半山景賢里、銅鑼灣虎豹別墅、前粉嶺裁判法院及必列啫士街街市。其中以總樓面面積約九百五十平方米、用地面積約六百四十平方米,為四個項目中最小的必列啫士街街市,成為最大競爭目標,共收到十五項申請,半山景賢里、銅鑼灣虎豹別墅各收到五項,前粉嶺裁判法院則收到九份表格。

餐飲劇場概念

必列啫士街街市位於必列啫士街2 號,鄰近蘇豪,建於1953年,為三級歷史建築。暫時已確認有份競逐此項目的團體,包括香港青年協會、新聞教育基金、劇場空間及香港話劇團。其中,香港話劇團投標計劃名為「市集舞台」(Market Theat re),焦點是一樓的餐飲劇場(Dinner Theatre),如投標成功,預期可於2015年開始營運。

餐飲劇場的概念,在香港是新鮮事,但在西方並不罕見。通常做法是觀眾先入場進餐,後即場欣賞劇場演出。香港話劇團(下稱話劇團)行政總監陳健彬表示,扣除節目轉換及維修等日子,預計「市集舞台」一年裏有七成半時間會有演出,當中包括話劇團自家製作以及其他劇團租場表演。

陳健彬表示,「話劇團演員不多,本身演出已經很忙,所以『市集舞台』主要將是一個給其他香港藝術家發展的平台。」長遠而言,話劇團希望透過「市集舞台」,擴闊舞台演出之可能,諸如外國劇場、棟篤笑、戲曲,甚至中國傳統的東北二人轉、相聲等演出。觀眾一方面以香港人為對象,另一方面則以吸引非首次來港及具文化素質的旅客為目標。「語言希望能夠國際化,既有英文節目,又有普通話和粵語節目。」至於餐飲元素,話劇團則會物色餐飲企業主理。

陳健彬指,餐飲劇場的概念,主要是源於必列啫士街街市活化項目必須由獨立於話劇團的特設公司營運,要自負盈虧,故引入餐飲元素,以獲取資源補貼文化開支。若建議獲政府接納,餐飲劇場收益將會是「市集舞台」營運費用主要來源。「西九也是這樣做,除了文化場館外,其實都是商舖。香港大會堂、文化中心、葵青劇院等都設有餐廳,一方面支持場館營運,另一方面為觀眾提供方便,也可帶起附近人流。」劇場擬設於一樓,餐枱、舞台及座位皆為活動式,完整餐飲劇場布置下約可容納八十名觀眾,拆卸舞台後可增至一百人,撤走餐枱,純粹當黑盒劇場使用則可容納一百二十人。

早有成功先例

話劇團於2004年曾與香港藝術中心六樓餐廳雅廚合作,演出名為《一夜歌.一夜情》(Cabaret)的劇目,其英文名即設歌舞表演的餐館之意。演員在表演前客串擔任服務員,與觀眾建立關係,晚餐時段後表演,門票為250元,包晚飯及演出,共做七場,每場一百零三個座位,入座率達96%。後因雅廚結業,餐飲劇場計劃終結。陳健彬指當時反應頗佳,廣州綠茵閣的老闆還邀請劇團北上合作,只因行政問題才作罷。

回憶起該次嘗試的成功,令話劇團萌生辦餐飲劇場的念頭。話劇團於去年年尾曾向觀眾發出三百份問卷,研究餐飲劇場的可行性,結果顯示四成多觀眾願意付出多250到350元購票。陳健彬指,此一票價足以維持劇場的營運。

除劇場演出外,陳健彬表示,為增加收入來源,場地亦將接受表演團體租場綵排,與及私人承包舉行各類宴會或婚宴,甚至可提供具戲劇元素的「創意婚宴」服務,讓新人經歷一場與別不同的婚禮。

近年,不少小型劇團租用咖啡店或餐廳等場地,進行類似話劇團概念的環境劇場演出,如KEYTheatre在茶餐廳演出的《拾壹查家產》、Tomoto在樓上咖啡店演出的The Postcard 等。雖然這很大程度上是香港表演場地不足的折衷之舉,不過也開放了劇場更多可能性,打破了觀眾與演員間的隔閡。

有份負責撰寫計劃書的香港話劇團戲劇文學經理潘璧雲表示:「我們還想過,劇場可以怎樣與香港有關,有無可能做一些香港由小漁村發展到大都會的故事?比方說做一個香港奇案系列、香港名人發迹史或節慶故事等等。」她稱此舉目的是吸引更多觀眾,輕鬆在進餐後看戲,以免給人戲劇總是沉重深奧的感覺。

長遠而言,話劇團希望透過「市集舞台」,教育公眾戲劇文化,吸引他們購票入場。「一個劇團要生存,除了要有創作外,亦要公眾支持。所以近幾年,我們很重視戲劇觀眾培養。」她指出,現時話劇團有五到六萬的付費觀眾,外展觀眾包括社會人士與學生則有十多萬人,數字「不算太理想」,故要多加推廣。「希望最終可以在香港形成一種去餐飲劇場的風氣。」

活化成效

第三期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源於2007-08年《施政報告》宣布的一系列文物保育措施,為此政府預留了20億元,讓團體投標活化舊建築並自行營運。活化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由陳智思任主席,另加九位來自不同界別的委員。據政府官方資料,委員可按「彰顯歷史價值及重要性」、「技術範疇」、「社會價值及社會企業的營運」、「財務可行性」及「管理能力及其他考慮因素」五項評分準則評審申請。

首期活化已於2008 年推出,並於2009 年公布結果。其中前北九龍裁判法院已活化為薩凡納藝術設計(香港)學院,並於2010年9月啟用,計劃於2011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物古蹟保護獎。第二期活化計劃則於2009年推出,2010 年公布結果。第三期活化計劃的結果,將於2012年年底公布。

街市大變身

必列啫士街街市連天台共有三層,香港話劇團的計劃書中,建議把一樓安排為餐飲劇場,以及保留部分街市檔攤作展覽及歷史教育用途;二樓則會分成兩半,分別為餐廳及兩個課室;三樓設辦公室及有機茶座。街市內樓梯、部分檔攤及街市設施如煙囪及劏雞房,以及外圍結構將會作為保育元素予以保留。

一樓的街市攤檔將會長時間開放。話劇團計劃為團體及學校設兩條收費導賞路線,分別為孫中山史蹟徑教育劇場及華人發迹史,以街市為起點,遊走區內多個歷史景點,最後回到街市觀看教育劇場演出。導賞過程中,話劇團並會請演員在街市的攤檔飾演檔主,為遊人重現昔日街市的景象。

陳健彬表示,希望活化後的街市能成為中上環的社區文化中心,展現該區的歷史紀錄,並連結區民網絡,讓居民覺得這是他們生活一部分。「曾經有人問,話劇團在上環這麼久了,到底與社區建立了什麼關係?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活化計劃,加強與社區的連結。」「理想化的話,希望可以找到老人在街市述說他們的故事,讓遊客和新一代了解中上環一帶的往事。」二樓的餐廳價錢與鄰近的蘇豪相比,將會較為大眾化,「類似高級茶餐廳」,以求吸引更多鄰近居民光顧。另外話劇團參考過該區區議員意見,指由於街市附近已有太多餐廳,不希望在類型上重複,故陳健彬指「我們已想到一個概念,經營一間我們獨有的餐廳,但現在仍要保密。」而課室除租予區內組織及團體進行會議及舉辦活動外,主要作戲劇教育用途。陳健彬表示會以該區的中產為目標,度身訂做合適課程,如英語戲劇、透過戲劇加強孩子自信心的工作坊等。

三樓天台的有機茶座,則預計會與社企合作,以環保及健康為主題,只在日間運作,「夜晚希望環境較寧靜,不想像酒吧一樣。」建議建築草圖上,還特地劃出天窗,容許自然光線進入建築物內。

撰文:楊天帥gyeung@hkej.com

繼續笑你看不穿 —— 劉以達


2012-02-15

繼續笑你看不穿 —— 劉以達

人們看藝術家,往往帶着虐待狂的眼神。如果他有健全家庭,作息有時,那你就不會覺得那麼有趣。但若他是有點怪雞呢,你可能會望多兩眼。曾患抑鬱症大佳,現任瘋子則更妙,會割下自己耳朵送妓女的,畫幅太陽花都深沉過人。

這樣還不夠,最優秀的藝術家應該是自殺死的,如此才顯得合情合理,適切他們的藝術家脾氣。

有些藝術家,一生總是圍着一個問題繞圈,反覆創作,尋求出路,只是粉絲其實並不想他們找到。他們想看藝術家迷失,想看他歷經挫折、跌倒、悲憤交集、無處可逃,然後創作。這樣粉絲便可以同聲一哭,感嘆:生命本該如此!

如果藝術家信了耶穌,開口埋口跟你說:「生命充滿盼望。」你還會記住他嗎?

“聽遍那渺渺世間輕飄送,樂韻,人獨舞,亂衣鬢,一心把思緒拋卻似虛如真,深院內舊夢復浮沉,一心把生關死劫與酒同飲,焉知那笑顏藏淚印。

──《石頭記》,1987年”當年黃耀明曾說劉以達心裏有團「黑黑的東西」,於是見面後我仔細觀察他,想要尋找那「黑黑的東西」是否還殘留一點痕迹,結果看來看去,只看到他臉上兩塊黑斑。

當然那只是隱喻,一如他說2010年聖誕夜有道光忽然打落自己頭頂又有把聲叫他做《希望之旅》,指的也不是物理奇迹而是心靈感應,「黑黑的東西」就算仍然存在,大概也是難以在臉上讀出來的。

要理解劉以達,只能聽他的作品。上月他推出了新作《希望之旅》,說是一世人做過最有意義的唱片。一聽到「意義」兩個字,人們便以為他又要傳教講耶穌。

「其實這張不是福音碟,只算是有福音內容在裏面。我信了基督教三年左右,無可否認那些東西在我腦裏不斷運轉。信耶穌大約一年後,我出過張碟叫Love Mis sion ,那張就真是福音碟了,只給信耶穌的人聽。現在回想那是很小圈子的。」上帝給你打燈,讓你在祂身上「download訊息做音樂」(劉以達用字還是一貫出格),你卻說它不是福音碟?

信仰:是電波接收

「我發覺,信仰的原理只不過是經歷或者接受到一些電波,讓我感覺或領略到某種東西啦。」他似答非答,兀自說下去:「這張碟是講如何度過人生。它的主題曲《希望之旅》呢,是我自己填詞的,是我的人生寫照。」他的人生曾經負能量超標。以前劉以達是執着的,他罵過黃耀明,「明哥多見解嘛,咁我就扮cool構成對比囉,躲在後面都無所謂,我同明哥幾啱傾㗎——當年」。串過雷頌德,「我做不成雷頌德,他絕對是個商人,周身名牌,同歌星啱傾嘛」。批評過商台「他們很霸道,『自己友』玩完」。又與陳海琪反目,「因為她的問題,新專輯內地一直沒發行」。還有,他以前生活頹廢,下午三點鐘還睡眼惺忪迷迷糊糊。

現在他早上十點起床,晚上十二點睡覺。信耶穌後他對人生改觀,思想積極、快樂。

「其實耶穌真係在心中,而不是突然之間有個神出現『蓬』一聲你就中招。很多東西是由心生的,我走入教堂,就能領略到個power。」但他不是典型的基督徒。

「我話你聽,教會很多事是人為的。你信的是神,不是信人,而教會是人,所以教會不一定正確。十戒是對的,但人在其上衍生的許多律法規條,都不可以盡信。」教會,他有空就去,沒空也不覺得可惜,對他而言宗教是精神多於規條。其實他從來就不是一個會默默接受規條的人,不然他就不會中三留長頭髮被踢出校,不會未受過正統訓練卻走去玩音樂,不會拿二胡、新疆琴夾吉他、鍵盤,不會在情歌泛濫的香港流行樂壇出碟講環保,講人文關懷。

「音樂風格上我一直以來都在摸索。「達明一派」那時的音樂好commercial ,它是屬於人群的。一直去到屬於我的突破就是第一張個人大碟《麻木》。」《麻木》,1996年推出,一十六年後的今日仍毫不過時的專輯。哪個非主流樂迷不認得它?

「完成《麻木》後,我感到整個人謝了。我問自己,死囉!還有什麼音樂可以做?我覺得自己已經做完了。」他逐字吐出,跟着又說。

「那時候很不開心,但都過去了,現在回想,那不過是一個階段。怎會做得完

了?還有很多事要做!」

人生:已進入化境

他一直認為,人一世物一世,無論音樂或者人生,什麼都應該一試。以前是不到黃河心不息,如今在世活過半個世紀,他試夠了,覺得自己已走入化境,音樂也成熟了。

「我真係好開心,《希望之旅》完成了我一生最大的願望──雖然不能完全實現──就是出一張純音樂唱片。」但劉以達的願望,與樂迷何干?他們只說,劉以達已經不是以前的劉以達,對於人生,他已經妥協,丟棄了走偏鋒時的銳利感。許多人歸結於他信耶穌,心境平靜容顏祥和,就變得只樂不怒。

「順其自然囉,對於我來說不要緊的,最緊要自己平安,做咩都係假。」他說。

其實我覺得他沒有妥協,否則你很難解釋他為什麼還會冒險做純音樂。不用歌詞只用音符宣揚反戰,用搖滾迷幻實驗電子混合Hallelujah,無疑比非主流更非主流。

更重要的是他在《麻木》所追尋的,一直從未放棄。以前是《我的天》,現在是《你要救世界》,劉以達思考的仍是環保問題;以前是《變身》,現在是《甦醒》,都是想叫人好好生活而已。

說起來,劉以達愛世界,其實在很早以前就已經說得很清楚..

“運氣不佳,日日夜野,掛住拜佛,盡快開始,踏踏實實做份工作,莫再瘋癲,渾渾噩噩,日日發夢,係要開始靜靜默默盡力工作。

──《變身》,1996年”「黑暗勢力無處不在,當weak mind出現時,就會從人心裏走出來。當然正能量亦是存在的,但現在這個世代黑暗力量太活躍了,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傳遞更多正能量。」

音樂:傳遞正能量

2012 年他將會很積極傳遞正能量。二月開個唱,四月與黃耀明復合搞「兜兜轉轉達明一派演演唱唱會」,巡迴內地,再化作段段塵緣。去年去過美加辦布道會,今年會再去。他知道娛樂圈的玩法,多露面才有人氣,有人氣言行才受注目。

「那我發放的正能量就有更多人吸收了。」積極工作,還有一個原因。

「人到中年,最慚愧就係無樓。我住的不算很大,想要買樓就要搵錢。對於我而言呢,搵錢最易就是開concert。」他開誠布公毫不忌諱。

他信《聖經》,不相信2012 世界會末日,所以要買樓,繼續走他的希望之旅。

「我心諗,就算會末日,其實你也不必苦口苦面,難道就這樣什麼都不做等待末日來臨?你應該積極去行,不要理會這些事,開心地一直行落去。」劉以達為人友善、說話坦白,而且明顯是一個有腦的思考型人物。跟他做過專訪的記者,十之八九讚他有point。有時只因為他太坦誠,太有point,講了些看似不着邊際其實語意相關的話,對方聽不懂、不中聽,便斷言他神神化化。

世界依然麻木,而劉以達在他的下半場,將會繼續用音樂訴說他對人生的見解,不管你聽不聽得懂,受不受落,因為他無論信教前信教後,都是那一個非主流、那一個會笑他人看不穿的劉以達。

“延續一切花香般的美夢,凝望天際星光穿劃過,薰衣草的清香,散發着善美,繽紛色彩顯得璀璨,不分青天雨天,賜我氣力,的聲音相當優美,其實這是開始。

──《希望之旅》,2012年”

劉以達小檔案

劉以達,英文名Tats Lau,人稱「達哥」,生於1963 年2 月27 日。從未受過音樂訓練,靠自己邊聽邊學,無師自通。1980 年組成首支樂隊DLLM,1985年與黃耀明組成「達明一派」,重要作品有《石頭記》、《神經》等,1990年解散。後組成「劉以達與夢」、「劉以達官立小學」等組合,1996年推出首張個人專輯《麻木》,獲許多樂迷評為本地最重要非主流唱片之一。1998年與冼美珍結婚,現時人稱「達嫂」的洗美珍全職為他接洽工作。2000年皈依佛教,法號「妙慧」。2006年組成「達與璐」,2008年9月與妻子改信基督教,同年領洗。

劉以達亦是有名的諧星,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參與電影演出,尤善於演繹冷面笑匠,自於《食神》一片演出後,便得了片中角色「夢遺大師」的綽號。

今年一月,劉以達推出《希望之旅》,現時夥拍藝術家左治創作的裝置藝術作品《回憶──聲象》於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展出。本月24日劉以達將於協青社賽馬會大樓蒲吧 (Hang Out)舉辦「劉以達HIGH到你唔掂五十減一賀壽大派對迷你演唱會」,另4月20及21日將與黃耀明舉行「兜兜轉轉達明一派演演唱唱會」。

撰文:楊天帥 攝影:郭錫榮gyeung@hkej.com

拍賣家David Feldman:人生與拍賣的共通點是浪漫


2012-02-09

拍賣家David Feldman:人生與拍賣的共通點是浪漫

拍賣場的空氣與集郵者的神經同樣繃緊,一雙雙金睛火眼注視手中的目錄。目錄刊登的是一套意大利封,起拍20萬英鎊。

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還有人出價嗎?A的手揚起──二十八。B隨即反抗,三十。A不甘示弱──三十二。B志在必得──三十四。A再追──三十六。

有誰願意出高過36萬磅?

38萬磅──B舉手的同時,拍賣場掀起一陣哄動。

一次、兩次、三次──拍賣官從左到右掃視會場,38萬鎊,成交。

當時還很年輕的David Feldman把這一切看在眼裏。在全場集郵家興奮鼓掌那一刻,他陷入沉思:為何A在36萬放棄了?為何A覺得這套意大利封只值36萬而不是40萬?為何一方寸紙片能值這個價錢?

後來憑藉解答這連串問題,他用拍賣錘拍出了世界上最昂貴的郵票。

個子高瘦的David Feldman,穿一套平實的西裝,西裝外無所謂地掛着一個旅行用的黑色腰包,完全不是典型企業家那種膀大腰圓的身形。走在香港街頭,誰也不會想到他就是跨國拍賣行David Feldman創辦人。

禾稈冚珍珠──說起來他也習慣把動輒千萬港元的拍賣品放在西裝褸口袋,親自從買家取來,給賣家送去。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比如那個值3000萬、史上最貴的郵品「毛里裘斯寄波爾多蓋封」,他就是裝在超市膠袋帶走的。

我連銀包放了幾千元都會緊張得手心冒汗。

「不會緊張啊!」他攤手說。「我一生都在做這樣的事嘛。」

經營哲學:厚利少銷

除了「毛里裘斯寄波爾多蓋封」外,他的拍賣生涯中還拍過全世界最貴的郵票、錢幣、中國郵封、英國郵票、美國郵封、瑞士郵品、德國郵品、芬蘭物郵品..,可以肯定,他說「一生都在做這樣的事」,並不是自吹自擂。

「我的經營哲學就是售賣最少但最有價值的東西。要是把貨品的價值與數量比喻作金字塔,我們追求的便是頂端。最底層那些又多又便宜的,我們不要。」那麼David已達到這種經營哲學最高峰──郵票正是世界上重量和面積最小而價值最高的商品。

「我一直感興趣的,就是郵票的價值。到底是什麼原因令它如此昂貴呢?」物以罕為貴?我試着問。

「未必。因為很多東西罕有,但不一定昂貴。比如說你的領呔,全世界可能只有一條,但它貴嗎?不貴。亞爾巴尼亞的郵票比德國郵票罕有,但它的價格毫無疑問比德國郵票低得多。」取決於營銷策略?亦不盡然。比方說電影,世上就有太多宣傳鋪天蓋地,但票房一塌糊塗的例子。再次回到A和B的意大利封拍賣之爭。為什麼A會放棄?

「原因有很多,或許因為他已經無錢,或許因為他能用較便宜的價錢買到類似的東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決定無法用科學解釋,而是在各項原因糾結下,一念之差的結果。」

提價之道:說個故事

換句話說,倘能左右這「一念」,便能左右拍賣成果。David用的方法,是為拍賣品說一個浪漫的故事:「毛里裘斯寄波爾多蓋封」從火山島國毛里裘斯的Edwa rd Francis & Co. 而來,送往法國波爾多酒商Duncan & Lurguie處。它曾吹過好望角的風,晃過南大西洋的浪,千里迢迢經無數水手和郵差的手,送到英國、法國,路過花都,最後才在1847年12月28日送到剛慶祝過聖誕的紅酒之鄉。1902年一個法國小男孩發現了這個信封,給巴黎的Mr. Lemaire賣了4萬法郎,如中大獎,後來Mr. Lemaire又把它賣給Brunet de l'Argentiere..

“我們的任務,是把手中的拍賣品,從它們是什麼,轉化為「可以變成什麼」。當然實際上物品並無不同,但人們對它的視角一轉,它就變得不再一樣了。”故事牽起人的浪漫幻想,而在浪漫幻想之中,萬物無價。

其實David的人生也是一場浪漫的冒險。他八歲在學校成立郵票學會,三年後發展成The ShamrockStamp Club,搞起郵購來。時為1958年,沒有電郵沒有互聯網,電視才剛普及不久,十一歲的David在《米奇老鼠漫畫》登廣告。

「我用媽媽的打字機打信請求刊登,編輯還不知道我是小孩。」五十年前的事,David現在說起來依然一臉自豪。

我問他,一個十一歲小孩怎可能懂得做生意,他笑了笑,說當年的事只能算是一種遊戲。後來他修正說這是「生命的遊戲」、「人生如戲」。

許多年後, 偶爾有收藏家碰到D a v i dFeldman,會好像老朋友一樣跟他搭膊頭:「我向你老爸買郵票買了幾十年啦。」其實David父親與郵票一點關係也沒有。他們只是沒料到當時接洽的,竟是十歲出頭的小伙子。

每當遇上這種情況,David便信口胡扯:「對啊,我父親賣郵票好多年了。」這樣說是免得令對方尷尬。

畢生事業:純屬意外

「如今想來,賣郵票純粹是一個意外。只不過是因為當時同學儲郵票而已。」他打趣道:「要是當初他們喜歡的是畢加索或者鑽石..」言未畢我們一同笑出來。

David其實並非特別喜歡郵票,起碼不像他的買家那樣狂熱。打從一開始他就不是收藏家,只是天生的企業家或冒險者,專做沒有人做過的事,走沒人走過的路,而且很努力。他從沒考慮自己工時多少,總之就是做,做完睡覺,睡醒又做。放假?

「放假也是工作,去外國見客,就是放假囉!」他也不怕失敗,只怕錯失機會。2000年David推出的網上拍賣服務,是全世界最早的即時數碼拍賣系統。

「不過我們做得太快了,結果不太好,犯了點錯。」不好就是不好,David不避談,也不後悔。「十分當中能做到六分,我覺得已經是贏了。」他事業上的成功,有着七十年代全球郵票市場蓬勃的背景。但他覺得兩者不一定有必然關係。他是那種深信做事只要付出全副心機,投注所有熱情,一直堅持下去,無論環境怎樣都會有「很大機會成功」(他終究沒有說「一定成功」)的人。

「而這信念可為每一個人帶來希望。」他說,「包括我自己在內。」現在他不必再像年輕時那樣,終日想着怎樣賺更多錢,讓自己生活質素好些。他擁有的財富已經夠他度過餘生。然而他真正追求的,依然與過去無異。

“浪漫的冒險,或冒險的浪漫。只有它才能令生命變得刺激——這樣你就算天天都活在假期中了。”於是我們又回到浪漫與冒險這兩個關鍵詞。六十五歲的Davi d今天仍在日以繼夜為自己和拍賣品說故事。

聊天之際,他忽然冒出一句說話:「世界上最有名的郵票其實是1856 British Guiana 1c Magenta。」我即時打醒精神:不是最貴的Treskilling Yellow嗎?

他並不回答,只對我神秘一笑,兀自說下去:「British Guiana 1c上一次拍賣,是在1980年。那時拍出了接近100萬美元的價格。它的擁有者是Mr. duPont,正是那顯赫的du Pont家族成員。」「去年年末他去世了。」他頓一頓,故意不說下去。

真是一個懂得說故事的老人家。

「很可能這個郵票會重見天日,現在全球集郵家已經在不停談論了,這顯然是一個價值無可估計的郵票。要是它在這龍年拿出來拍賣,一定會很有趣的..」他又故意停頓了。

如是我發現,懂得說故事的人,必然也是一個深不可測的銷售高手。

David Feldman小檔案David Feldman,拍賣家,David Feldman Ltd(. 富門)有限公司主席及創辦人。1947 年生於愛爾蘭都柏林,八歲開始郵票交易活動,十一歲成立The Shamroc k Stamp Club,開辦郵購服務,十七歲出版首本郵票目錄Stamps of Ireland,二十歲辦首個愛爾蘭郵票拍賣,二十一歲時為銷售愛爾蘭郵票,本打算出版一本價錢目錄,結果誤打誤撞成為暢銷書Handbook of IrishPhilately,令David一舉成名,更曾親自贈送此書予當時的總統Éamon de Valera。

二十六歲為女人移居瑞士,並在日內瓦繼續自己的郵票交易事業,創下多項世界紀錄,2000年時將富門發展為世界首家提供網上即時拍賣服務的公司,2009年及2011年分別在紐約及香港成立分社。下一場拍賣將是本月28日的GB & Commonwealt hFeldman Express及29日的Olympic Feldman Express。

郵品拍賣世界紀錄

紀錄:最高價值郵品

物品: 毛里裘斯寄波

爾多蓋封

拍賣年份: 1993年

價值: 612 萬3750

瑞士法郎(約

3000 萬港

元)

紀錄:最高價值郵票

物品: 瑞典錯色印刷

票「黃色3 斯

基林」

拍賣年份: 1996年

價值: 287 萬5000

瑞士法郎(約

1800 萬港

元)

紀錄: 最高價值中國

郵封

物品: 大龍封(嘉露

蓮娜公主封)

拍賣年份:2008年

價值: 116萬5125歐

羅(約1300萬

港元)

紀錄: 最高價值英國

郵票

物品: 毛里裘斯藍便



拍賣年份:1992年

價值: 161 萬瑞士法

郎( 約780 萬

港元)

紀錄: 最高價值美國

郵封

物品: 亞歷山大《藍

衣少年》封

拍賣年份:1981年

價值: 10萬美元(約

780萬港元)

紀錄: 最高價值瑞士



物品:蘇黎世封

拍賣年份:1992年

價值: 80 萬5000 瑞

士法郎( 約

390萬港元)

紀錄: 最高價值希臘



物品:索爾費里諾封

拍賣年份:2002年

價值: 64 萬6250 瑞

士法郎( 約

320萬港元)

紀錄: 最高價值芬蘭



物品:法貝熱封

拍賣年份:1979年

價值: 60 萬5000 瑞

士法郎( 約

290萬港元)

紀錄: 最高價值現代

郵票

物品: 1948 年印度

聖雄甘地10

盧比票

拍賣年份:2011年

價值: 14 萬4000 歐

羅( 約160 萬

港元)

撰文:楊天帥 攝影:郭錫榮gyeung@hkej.com

日本中國迷上海開「茶」餐廳 促進中日友好關係


2012-02-07

日本中國迷上海開「茶」餐廳 促進中日友好關係

中國說釣魚島是她的,日本說尖閣諸島是她的。日本命名釣魚島附近無人島礁,中國強烈抗議。日本無視。

爭得面紅耳熱,聲稱為國家利益,聲稱為國民福祉。但無論你在日本,在中國,在街上信手抓三五七個國民,哪個不想世界和平?

1957年法國人Maurice Druon的童話故事《綠拇指男孩》,有一段是這樣的:「不久前,去吧宣布他們要這片沙漠;滾吧回答說他們也要這片沙漠。去吧進駐他們的沙漠邊緣,滾吧也進駐他們的沙漠邊緣。……兩軍一旦相遇,便會開打。」「那麼在這塊沙漠裏,到底有什麼東西?有花園嗎?」弟嘟(Tistou)問。

「當然沒有,因為這是一片沙漠!除了石頭,什麼也沒有。」「這些人就為了幾塊石頭而開打?」「他們想要佔有下面的東西——石油。」

「他們要石油做什麼?」

「他們要石油是為了讓其他人不能擁有石油。他們要石油是因為要打仗不能沒有石油。」十一年前,日本青年Taka(小粥崇史)偶爾讀到這本小書,很受感動。他立志要成為現實世界的「綠拇指男孩」弟嘟,最後他在上海開了這一爿名為Kai Xin Guo(開心果)的小店。

Taka 本名小粥崇史,三十五歲。平日圍一條圍裙,戴一頂帽子,在十來張桌子的小店忙得團團轉。說話時溫柔得令人想起少女漫畫的文藝型男主角,只是中日夾雜的奇特語句總令人莞爾。

「にばん。想要アップルジュース。あ、ごめん、凍頂烏龍茶。」他有一個生活checklist。晚上十一點半,cafe 打烊,一天工作完結,便會像做學校作業那樣仔細在博客記錄起來。

「今日の感動:午餐時有團體來吃飯了。」「今日の機會:發現很多客人會帶嬰兒車來,店外的樓梯有點不便——能否做一個斜坡?」「今日の學習:要是希望改變將來,就要注意改變每天。」(1)今日有否為他人做事?◎

(2)今日有否爆笑?〇

(3)今日是否講了很多中文?◎(4)今日有否向夢想行走一步了?◎──今日有否跟別人談自己的夢想?◎〇和◎ 是代表他對自己的滿意程度,〇是滿意,◎是非常滿意。

「我的夢想是這樣的。」我們在cafe的二樓聊天時,他找來一支筆,畫了個三角形,裏面加兩條橫線。「最底那層是『中日的開心果』。然後上面是『世界的開心果』──就是想要成為令世界微笑的種子。」日本人總是不害臊地把「微笑」和「幸福」掛在口邊,這是我喜歡他們的地方。

「最上一層呢,就是『綠拇指的世界』。」童話故事中,擁有綠拇指的弟嘟天生擁有特殊能力,能令摸到的任何東西瞬間長出花朵。他是一個善良的孩子,憑藉這種力量,弟嘟令死氣沉沉的監獄變得生氣勃勃,貧民窟變花園,病患的小女孩重燃意志。

「其實每個人都有綠拇指,它就是人的才能。但很多高中生、大學生,我問他們,你們的才能是什麼?

大部分人都不能回答。所以我希望讓每個人都找到自己的才能,再像主人公一樣發揮出來。」“你的才能給我微笑,我的才能給你微笑,這樣世界便會變得幸福。這便是「綠拇指的世界」。”「但是要做到『綠拇指的世界』很困難。」他有力地在『中日的開心果』畫圓圈。「所以一定要先做好這個,通過自己的綠拇指給人微笑,然後再告訴大家,我是怎樣辦到的。」

二十四歲思考人生

現在Taka 的意志像金字塔一樣穩固、堅定。但二十四歲以前他不是這樣的。那時他剛畢業,在名古屋做上班族。一星期休息兩日,收入豐足,生活安定,只是總覺得那裏不對勁。

「自己好像不是活着似的,每日茫然地過。」於是Taka 像很多初出茅廬的年輕人那樣,開始思考自己人生的意義。只是他思考的模式有點與別不同。他找來一張紙,擱在桌面,寫下自己感興趣或理想的種種事物或生活──中國、說中文、音樂(特別是作曲及組Band)、中國茶、外國人、在外地生活、與人相處、當領袖、貢獻社會、幽默、聚會、世界和平……然後,他目視自己寫下的百多個詞語,開始思忖它們要把他引領到一個怎樣的地方。

不是音樂酒廊,因為他不喝酒。也不是咖啡店,因為他不喝咖啡。(我面前是一個健康的好男人)「中國茶Cafe Kai Xin Guo」,便是這樣誕生。

第一次來Kai Xin Guo,是在上海旅行時。那夜我一個人在街上蹓躂找吃的,見到店面裝潢整潔樸素,湊近一看,還有live music。覺得有趣,便推門進去。不料劈頭一句是「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歡迎光臨!」才知道那是日本人開的店。

Taka酷愛中國,去過中國二十多個地方,得出的結論是人們不喜歡她,只因為對她不夠了解,僅看到她壞的一面。

“店門附近一塊告示板,貼着許多音樂演出海報,當中有幾張上面寫道「為了促進中日友好」。想說出口:真誇張,唱支歌能改變世界?轉念一想,假如人人在店裏掛上一句「中日友好」,當權者便是想開戰也難了。”

個人與國家的考慮

他的家人也不喜歡中國。「他們覺得,中國人不誠實,建的房子不安全,吃的東西有毒,商品質素不好。」「不幸地這似乎是事實。」這句話幾乎要衝口而出,又給我硬生生吞回去。

「我感到很遺憾,因為我實在認識很多很好的中國人。」大學一年級的時候,Taka第一次來中國旅行,在北京待了三四天。他來到一爿小士多,買礦泉水。看店的是一個農村姑娘。Taka覺得那姑娘可愛,便用蹩腳的中文對她說:「你-很-可-愛。」她笑了。然後他對她就說:「我-很-喜-歡-你。」“她拿了一張紙條, 寫了兩行字, 遞給他。Taka一看,正面寫道「我跟你是朋友」,掀過背面,「日本和中國也是永遠的朋友」。”「我看了就覺得很感動。我看到的只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但她的看法卻是國與國之間的和平。與她相比,我的想法是太小了。」以前Taka在名古屋中部大學主修國際文化,選漢語為第二外語。他的老師是中國人,對學生體貼溫柔。Taka 到現在還惦念他。選擇在上海開Kai Xin Guo,某種意義上也是因為那是老師的家鄉。

在Kai Xin Guo,Taka為二胡音樂家辦演奏會,為學電影的中國朋友辦放映會,為算命師父(海報上刺眼的四個黃字寫道:仙人登場)辦講座,憑一股「深信中日可以做好朋友」的戇直信念,交中國朋、結中國友。

回報是cafe吧枱上擱的一個日曆,上面全是Taka彈結他和工作時的照片。這是他的中國朋友送的禮物。

「原來還能做出這樣的東西!

這是世界獨一無二的吧!確實非常感動!」他在博客寫道。Taka的博客有很多感歎號,很具日本人的「元?」風味。

如今在中國生活了八個年頭,他仍像當初一樣愛中國,於是你很難斷言他對中國的感情僅來自不切實際的浪漫幻想。家人起初反對他在中國發展,現在十年差不多過去,他們曾經來過上海看他,逐漸釋懷。

「其實哪裏都有好有不好,哪裏都有好人有壞人。日本也有些東西不好,日本也有很多壞人。只是很多人只看見中國的不好,我便想告訴他們好的部分。」一個小店老闆,憑什麼做那些政客也做不到╱不願做的事,成為「中日的開心果」?答案仍舊是他的「綠拇指」。Cafe中有一個偌大的木櫃,上面擱了三十多款中國茶,對Taka而言這些都是一道道認識中國文化的大門。

「希望客人可以因為中國茶,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喜歡中國。」當然,Taka 也會遇上堅稱自己不喜歡喝茶的客人。這時候他會嘗試端出岩茶布甸、荔枝紅茶巧克力蛋糕,說不喜歡甜食,有茉莉花梅酒、鐵觀音燒酒;不喜歡酒的,還可以吃龍井茶日式咖哩飯(飯內有一片片的龍井茶葉滲透茶香)……「我希望往後能把店開到日本去,讓日本人對中國提起興趣,然後去中國,理解中國人。」Taka 確實在努力運用他的綠拇指,力圖讓兩國的誤解變成理解,爭執變成合作,仇敵變成朋友。

效果或許很小,或許因為蝴蝶效應變得很大。誰知道呢?

《綠拇指男孩》中,戰爭那一節是

這樣結束的:

八歲的弟嘟用他的綠拇指,令去吧和滾吧的大炮射出風鈴草、矢車菊。於是沙漠戰爭再也打不成,去吧和滾吧只好簽下和約,宣布退兵。

「我們不能用玫瑰花來佔領一個國家。」五十五年前Maurice Druon 的童話故事成為今日的警世寓言。而我們這些小人物,處身喧囂之世,除了在生日時默默祝願世界和平外,肯定還能運用綠拇指,做得更多、更多。

Taka小檔案

Taka的真名是小粥崇史,Taka只是別名,1977 年生於日本,中三開始學結他,高中組織樂隊,二十歲就讀於名古屋中部大學,主修國際文化,攻讀漢語為第二外語,同時學習古典音樂。熱愛中國,曾在北京短期留學,並遊覽中國二十多個地方。畢業後曾當上班族,二十四歲時接觸到1957年法國作家Maurice Druon反戰童話Tistou Les Pouces Verts (《綠拇指男孩》),立志

透過在中國開茶cafe

宣揚關愛訊息,促進中日關係。三十歲時在上海開第一間店Kai Xin Guo,以中國茶料理為主打,每周舉辦約兩次音樂活動。此外,Taka

亦不時在音樂會上

表演,以及演奏

自己創作曲詞的

音樂作品。

撰文:楊天帥 攝影:鍾永豪gyeung @hke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