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5日 星期三

西九總監Lars Nittve 以香港作歸宿


2011-10-15

西九總監Lars Nittve 以香港作歸宿

西九第三期諮詢啟動不久前,我和Lars Nittve跑了一圈中環看畫廊。

那天我們來到畢打街十二號的畢打行,乘電梯上四樓漢雅軒。電梯門打開,我們走進去。這時候,Lars做了一個可能只有香港人才有的神經質動作--連續按關門鈕幾次。

我向他瞟一眼,他有所意會,呵呵的笑起來,「我開始變成香港人了。」Lars 是年初到任西九M+總監的,至今還不到一年。「在小節上面。」他補充。

至於在大原則上,其實他在來港前,或許早已比香港人更香港。

去年6西九管理局宣布聘用Lars時,(理所當然)引起部分文化人攻訐。他們質疑鬼佬不了解香港,如何為本土藝術牽頭?連中文字都不識多個,如何品鑑詩書?

「Ng goi。」秘書小姐為Lars遞上茶水時,他以西人講廣東話獨有的口音回應。

講多兩句來聽聽?

「拜託你不要考我了。」他打個哈哈。「You are embarrassing me.」但難道你一個ng goi,就想創造這座將會告訴全世界何謂香港藝術的博物館?

他試圖將勤補拙。來港至今,他看過兩次賽馬,訪問過全港半數畫廊,見過六百個持份者。他說得出1840年的歷史意義,也說得出香港是一座浮城,南方人固然居多,但移居自北方諸省者對香港影響亦大。他自然知道香港是東西薈萃,但更看得見這個「東西」的東,也是多元的,來自我國東南西北,非四個字「中華文化」可以概括。

「從我萌生來港念頭那刻起,我讀的書沒有一本不是關於香港,無論那是小說、藝術刊物,抑或政治論著。」他辦公室的書桌上,堆着厚墩墩的一疊「香港書」。

而三四十年前,少年Lars書桌上則擱着馬克思、恩格斯、毛澤東著作。我們可以從這些鋼鐵般的馬克思主義材料開始,講他終於變成香港人的故事。

激進少年變身藝術人

對於香港人流傳的那句話「三十歲前信馬克思,是有大志;三十歲後還信,就是白癡」,Lars十分同意。

「其實應該更年輕!」他邊笑邊說。

他的轉變發生在二十歲左右。那時他是高校生,思想很激進,比起許多叫囂過後控訴過後報考政府工的所謂憤青有趣得多。中學讀到一半,忽然宣告休學,跑去做自由攝影師,卻因為「都做得幾好,但是不夠好」,於是賣掉整套相機。畢業後沒有繼續讀大學,還去當了兩季滑雪教練。兜兜轉轉後他又想以圖書館長為終身職業,所以去了做圖書館助理,兩年後終於發現公眾借的不是卡夫卡、薩特,而永遠是偵探小說、旅遊書,雖然只是接觸到一個大家早知的事實,但還是結果令Lars很失望,對圖書館這份工作的熱誠亦消失殆盡,(好像很多香港人一樣)覺得將來怎麼樣都無所謂,讀個degree,找份好工就行。

他考入了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經濟學系,那是當時瑞典最好的學校之一。

學到的商業知識曾一度被他視為垃圾。當然那時候的他不知道自己以後會做博物館總監,而商業概念對一個博物館總監又是何等重要。

無論如何,始終激進的Lars 終究沒有像他的同學那樣,成為銀行家、CEO。他根本就沒有畢業。讀了兩年,他便退學轉到StockholmUniversity修讀藝術史。

父母雖然生氣,也拿他沒轍。都怪他誤交損友,認識了一個對藝術狂熱的同學。這同學的家族具收藏背景,是藝術展覽常客。Lars跟他去過幾次博物館、畫廊後,藝術那容許無限解讀方式的特質讓他深受感動。這時候他終於找到可以讓自己獻出一生的領域。

後來這同學成了他的知己。我說,那時候的你是理想化(idealistic)的。

「現在也一樣。」他認同。「幾十年來我有無數機會可以混藝術市場、做拍賣行,但我沒有這樣做。我搞博物館,是希望讓更多人體會我曾經體會過的心靈撼動。」Lars逛Soho的Experimenta時,形容這個僅208呎的超迷你獨立藝術空間為Mini M+,令搞手Gina好像中六合彩一樣高興得不得了。Gina一手創立非牟利的Experim enta,燒銀紙推動藝術實驗,她也是很理想化的人。

Lars打從心底裏尊敬她:「香港藝術界有很多英雄。」初出茅廬後數年間的摸索, 以及對藝術的新理解, 令二十歲出頭的L a r s 不再相信世上有一套說法能夠解答所有問題。他選擇與馬克思主義決裂,像失明者重見光明般飢渴地讀Baudri llard、Leotard、Deleuze,一本緊接一本。這些哲學家的話語深深嵌入他的靈魂。

比香港人更了解香港

「我是一個後現代主義者。」他說,嘴角翹出一個微笑。「我必須承認。」取得藝術史學位後,他做過自由藝評家,「那時候一星期只賺到500港元,完全無法生存,可能因為我寫得太慢,哈哈」,為了餬口,他教過書,最後投身博物館策展工作。

做過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及斯德歌爾摩現代藝術博物館總監後,他不是不知道向一個畫廊老闆問價後可能帶來的後果。

「看展覽時,當我在一件作品前站多過兩秒,老闆就會記住,Lars對這件作品很感興趣。翌日,同事就會接到(推銷)電話。」但他還是向漢雅軒老闆張頌仁問了價。那是黃琮瑜數碼媒體及水墨畫展「大幻界」的作品。

「可不可以問,幾錢?」Lars 對黃琮瑜說。「呃..我的意思不是想買──」隨即又道:「哎呀,我不應該問你的。應該問Angelika(漢雅軒經理)。哈!

我只是好奇啦。」同遊中環那天,我和Lars看了兩個當代水墨藝術展覽。除了「大幻界」,還有Grotto的「管偉邦──山水圖像」。他是來港後才開始接觸水墨的,從此對這種藝術形式情有獨鍾。

「我特別受水墨那特殊的視覺性與可能性感動。」他說。「那不過是最簡單的媒介而已──紙與墨,可它們的組合出現了什麼?無限可能。」兩個展覽中,有一條問題,是Lars同時問過兩位藝術家的。

「歷史參照對你的作品來說,有多重要?」黃琮瑜為其數碼作品《神山5》解畫。它的原理一如3D電腦遊戲,提供一個水墨造的立體空間,讓觀者透過控制器穿梭其中。黃琮瑜試圖以數碼科技演繹傳統水墨「可遊可居」的意念。它正好挑起了Lars的興趣──當代水墨如何展現新舊、東西的混合性(hybridity)與不確定性(uncertainty)?

混合性與不確定性是Lars人生的兩個關鍵詞。他喜歡混合與不確定的一切,所以他喜歡每隔一段日子便去到新環境工作,所以他喜歡香港。我們在Soho路上談到Experimenta隔壁那間白天是髮型屋晚上是爵士樂酒吧的Visage One,談到那位既是廣告人,又是設計師,更是藝術家的又一山人。

我說這些都是給逼出來的,想堅持理想卻又不得不顧飯碗的結果。Lars反道最喜歡香港這一點,靈活變通,混合性與不確定性比世界上哪個城市都要強。

就算是駕車,Lars都發現香港有獨特而可愛之處。他說香港的道路非常「後現代」,明明目的地就在眼前,卻要拐過九曲十三彎才能繞過去。歐美地方不是這樣的,路大多筆直,看得見的地方就能去。香港呢,你明明已看見中環,卻不知怎麼會去了北角。

Lars愛香港交通的不確定性,雖然其實我又想說這只是城市規劃不佳的惡果。

似乎基於香港的獨特背景與城市景觀,後現代主義者都會愛上這個地方。

「正因如此,我覺得香港真好像家一樣,對我來說是很『自然』的一個城市。

」「但我同時知道,我永遠無法像香港人一樣了解香港。彼此看事物的角度與背景不同,但藝術教我們接受和擁抱這種差異。」歸根究底,誰也不能定義香港、香港文化、水墨、當代水墨或一切城市與藝術吧?

西九能否成功的關鍵

談到M+發展的關鍵元素,Lars自言不是錢有多少、場地有多大,而是取得公眾信任。

「必須令公眾相信博物館的方針來自管理層的決定。」他說。「此外,透明度亦很重要——得讓公眾認識管理層。他們要看得見博物館不受政治、商業贊助及其他任何壓力影響。」視覺藝術形式種類繁多,別說是公眾,便是專業藝術家也不可能熟悉博物館每次主題展覽的內容。Lars 認為M+ 雖未必能讓觀眾完全了解博物館的工作,但只要取得其信任,「公眾便會相信管理層是做得好的,就算不知道展什麼,都覺得值得一看。」「要得到這種信任,與政府有一定距離非常重要。為何我們要叫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Authority?這就是說明我們是獨立的,與政府機構有分別。」「當然我可以隨口說我會做得多好呀,展覽如何不會出現負面效果呀..」說到這裏,他一頓,滿有信心道:「最後終究要讓大家看到結果,才能信服吧。」Lars Nittve(李立偉)小檔案1953 生於瑞士斯德哥爾摩1978 於Stockholm University畢業,主修藝術史。

1978-1985 在Stockholm University任講師1979-1985 為Stockholm Daily Svenska Dagbladet及紐約Artforum雜誌撰寫藝術文章1985-1990 任斯德哥爾摩當代

美術館總館長

1990-1995 任瑞典馬爾默Rooseum當代藝術中心總監1995-1998 任丹麥丹麥路易斯安那現代美術館總監1998-2001 任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首任館長,2000年美術館開幕,好評如潮,首年吸引逾500萬訪客參觀。

2001-2010 任斯德哥爾摩當代美術館總監,任內令訪客增加一倍,贊助人數目增加三倍。

2003 在他掌舵下斯德哥爾摩當代美術館獲瑞典博物館協會授予「全年最佳

博物館獎」

2009 獲瑞典Umea University頒發榮譽博士學位2010 任瑞典Umea Universit 2011 任西九文化區M+行政總監撰文:楊天帥 攝影:郭錫榮gyeung@hke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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