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垂誼

2012-04-21

李垂誼父親做生意，母親做音樂，他則完全繼承了父母的極端因子，先在Julliard學大提琴，再進哈佛商學院，畢業後在華爾街搞金融，一年後又去當大提琴家。

現在他仍是大提琴家。不打算變了，畢竟已三十九歲。在音樂界而言自不算老，可也不再是年輕真好什麼都可以放膽做的年齡。可他回想，要是時光可以倒流，他寧可選擇學考古。

「那麼現在我可能不是音樂家。」他說。「在挖窿。」老套講句，人如果想得到真正快樂，必須要找到自己對生命的熱情所在。

「如果我真係對考古有熱情，就不需要音樂了。」李垂誼望望大提琴後說。

大家喜歡拿李垂誼與王健比較。王健的琴音與激情澎湃，李垂誼卻相反，波瀾不驚，平易近人，像與人私語。他也是喜歡一對一交流多於三五成群飛觥限斝，喜歡蕭邦的溫柔多於李斯特的暴烈。

替他斟茶，他連聲說謝，不是公子哥兒見慣世面那種大度的謝，是靦覥而誠懇的謝，彷彿斟茶對他而言是一件大事。說起話來陰聲細語，但語調毫不含糊。能準確把想說的傳達出來，不咄咄相逼，但能令人信服。每個論點背後都有明晰的原因。

藝術家脾氣與他不沾邊，有時反倒讓人覺得像個學者，專門研究藝術政策。

「香港的文化運作機制是美國和歐洲的HybridModel，所有場地都屬於政府，但本身又是自由經濟，有好多矛盾。香港真的很特別。」「柏林是一個很刺激的城市。好多國家都削減藝術經費，但德國政府覺得藝術實在太重要，所以反而要增加。去年加了5000萬歐羅，本來已經每年給10億了。」

香港支持藝術的理由

我問他有沒有特別想談的事，他想也不想便回答，要說香港社會支持藝術的理由。

「我覺得中國人好重視傳承，例如清明掃墓，這些都是關於祖先、後代的。學校也會教唐朝、宋朝那些藝術吧？因為傳承總與文化有關，所以我們一定要推動，不然後代將來還記得我們什麼？」「這是我們中國人要支持藝術的獨特理由。西方不是這樣的，他們整天關心的是我、我、我，也很少拜祖先。我們中國文化很好呀，注重傳承，等於我們有長遠的目光，不是短視地看即時賺到什麼。」「支持不一定要付鈔。好多人話自己不懂音樂，只能寫支票，但我發現外國許多地方，整個社會對音樂的態度是很活躍的。專業人士主動為樂團提供專業服務，律師呀、會計師呀、宣傳公關呀，都可以提供人力幫助。」“我覺得中國人好重視傳承，例如清明掃墓，這些都是關於祖先、後代的。學校也會教唐朝、宋朝那些藝術吧？因為傳承總與文化有關，所以我們一定要推動，不然後代將來還記得我們什麼？”李垂誼心裏惦念香港音樂發展，而且知道香港要什麼。

兒時他看電視劇，看見熒光幕上總是男男女女游水偷渡，來港努力打拚，白手興家，大結局則是主角穿高級西裝坐勞斯萊斯出入中環。沒有談音樂的電視劇，他自己也不愛手中的大提琴。畢竟只是九歲的孩子，練琴太無聊，不是母親相逼，他早就把琴從窗口扔出去。

去Julliard進修，也不是他自己的意願。反而在紐約生活，就讀的中學位處華爾街旁，上課下課撞口撞面是西裝骨骨的金融才俊。他看在眼裏，立志將來要做董事長，要有一張寬大的工作枱，並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結果才踩入華爾街就知自己入錯行，不見天日的加班、繃緊的西裝皮鞋、商業的虛偽客套，彆扭的上班族生活與他當初所想大相逕庭。

可幸他還有音樂，有一個支持他的家庭，還有人際網絡，認識許多美國音樂家。看見他們再倒霉也能賺到兩餐，心想為時未晚，他迅速自金融界抽身，義無反顧地投入音樂事業。

他知道許多香港人沒有他這樣的福氣。

「如果那時候我在香港工作，也不敢轉行了。」

重頭來過不做音樂家

做藝術家從來就不容易，但香港社會更加缺乏那種為藝術脫俗的氛圍。新聞、政府、家庭、電視劇、小說，全部錢錢錢，令最有志向的人也不得不洩氣。難得入到華爾街，當然要好好把握機會──這是香港人的思維。但紐約在這方面不一樣，與李垂誼同期入職的有六人，連他在內兩年內有四人離職。一個去設計舞台服裝，後來轉讀哈佛商學院；一個當醫生；一個攻讀經濟學博士。

「大半數都離開，所以我也就沒什麼奇怪了。」他轉行經過深思熟慮，早知接下來要捱許多年的苦。五年沒拉大提琴，樂感生疏，以前在Julliard學到的，「是拉琴的基礎，不是音樂的基礎」，弓法也有許多壞習慣。要不是大提琴家Laurence Lesser自己也曾在哈佛讀過數學，感同身受，他可能不會收李垂誼為徒。

假如現在讓他重頭走一次，李垂誼不會入華爾街，但也不會專攻音樂。他要攻讀考古（他買了一張德國博物館的全年通行證，有空便跑到大小博物館，一周要跑三四次）。然而商界的經歷，還是浸淫出他音樂家以外的一種思想。

他知道搞藝術要錢，有現實上的諸般限制。一場音樂會台上樂手風光，台下卻是數十人的團隊分工合作搞宣傳、聯絡、售票、找贊助。李垂誼說音樂家有責任理解、參與這些俗事，不可只抱着樂器，置身事外。

香港國際室內樂音樂節在2009年首辦以來，他一直是藝術總監，去年才交棒給林昭亮。對李垂誼而言，這就好比在職訓練一般。「因為這些是很重要的知識，但音樂學校從來不教。」閒時他上網看藝術新聞，「西九總裁是澳洲人吧？他將來可能會傾向用Anglo-American Model 管理，希望將來管理層能多開放思維，看看香港是否用其他辦法更合適…… 荷蘭那邊很慘，政府削了很多撥款，樂團炒人，我有幾個朋友說可能要放棄音樂……馬來西亞（MalaysiaPhilharmonic Orchestra）又炒了好多人……我朋友剛問我，有沒有看YouTube，一個韓國樂團（KBSSymphony Orche stra）團員又哭又喊，還要叫救護

車……」

「我最欣賞的音樂家，都關心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你得對生活有好奇心，才能做藝術，否則自己的音樂也會變得缺乏創意。」“美國人說自己擁抱多元文化，其實不一定。好像現在奧巴馬，很多美國人還不能接受黑人總統。……但歐洲人不會扮，我是歐洲人你是外國人，分得很清楚。我在那裏，更加意識到自己的香港人身份。”

港爸港媽的音樂貢獻

他的視野是國際的。獨奏家多無根，年演百場以上的樂手，在飛機上的時間比在陸地還多，別說自哪裏來往哪裏去，連自己那一刻身處何方也茫然。李垂誼年演五十場，算不上太多，可也夠他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環遊世界。

然而他的心還是在香港，移居歐洲後，他尤其發現，自己與香港的聯繫更緊密了。

「美國人說自己擁抱多元文化，其實不一定。好像現在奧巴馬，很多美國人還不能接受黑人總統。」他說。「但歐洲人不會扮，我是歐洲人你是外國人，分得很清楚。我在那裏，更加意識到自己的香港人身份。」他在香港辦垂誼樂社，搞音樂會，幫演藝學院籌款。一次，他在香港教完大師班，問學生暑假有什麼打算。學生說，沒什麼，繼續上課，或者教琴賺錢。李垂誼想起自己以前在歐洲學音樂時，暑假必然要去各地的音樂節。與其他樂手合奏也好，只做聽眾也好，反正每次都是難能可貴的經驗。但香港學生呢？千里迢迢從香港把大提琴帶到歐洲，確實是又辛苦又遠又貴，於是，他設獎學金，希望幫助香港學生走出去，爭取國外經歷。

“柏林有的是創意，地方又大，但他們窮，做起事來也沒效率；至於香港的優點，人人都知。其實如果香港同柏林融合起來，就是一個完美城市。”香港音樂界誠然是撥款不均、場地不足、觀眾又少，但李垂誼還是覺得有優勢的。上月他看港樂與張鈞量的音樂會，入場後一瞥觀眾席，心頭直生出一股衝動，想要舉起手機拍照，上載到網上給歐洲的朋友看。

「全部觀眾都是黑頭髮的！沒有一個白頭髮。看仔細些，只有一個禿頭。」歐美地區的觀眾，一律都是老年人。港媽港爸栽培孩子的努力，雖十有八九意在成績表，作為輔助品，卻也培養出一班年輕音樂愛好者來。

能不能做好是一回事，最少政府願意談文化，社會也多了藝術的聲音，這已經比起三十年前那種勞斯萊斯就是絕對成功的意識好得多。

現時李垂誼定居柏林，但每年也會有數月時間在港。「柏林有的是創意，地方又大，但他們窮，做起事來也沒效率；至於香港的優點，人人都知。其實如果香港同柏林融合起來，就是一個完美城市。」有想過乾脆回香港住嗎？

他笑笑道：「如果香港的空氣質素改善的話。」

李垂誼小檔案

李垂誼（Trey Lee），1973年出生的香港大提琴家，人稱「馬友友接班人」。

生於音樂家庭，母親是鋼琴教師，大姐和二姐分別彈鋼琴和拉小提琴，他自己則九歲開始學大提琴。

十一歲赴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附屬中學進修，大學入讀哈佛經濟系，畢業後在華爾街工作，一年後即回到音樂世界，師承大提琴家Laurence Lesser，取得音樂碩士學位後，又再跟隨Frans Helmerson深造。先後於2000 年第五十五屆日內瓦國際音樂大賽、2001年紐約南堡格大提琴大賽、2002年赫爾辛基國際保爾路大提琴大賽獲獎。2004年更獲楊尼格洛國際大提琴比賽冠軍，是首位奪得這項大獎的華人，也是華人在國際大提琴比賽中所獲得的最高獎項。

2010 年，李垂誼成立註冊慈善團體垂誼樂社，2011年於香港演藝學院成立獎學基金。今年3月31日，垂誼樂社舉辦2012 Breguet's Celebration ofExcellence 系列音樂會，由指揮大師馬捷爾，帶領英國著名的愛樂管弦樂團與李垂誼一同演出。

5月4日及5日，李垂誼將與香港中樂團全球首度合演中樂團版的《紅樓夢組曲》。

gyeung@hkej.com撰文：楊天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