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樂新團長的和事老人生 ——專訪Igor Yuzefovich

2011-10-03

港樂新團長的和事老人生 ——專訪Igor Yuzefovich

每個團體、每間公司，都會有這樣的人。他是領袖，但不能當家做主；他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所以上要受壓，下要受氣；他要有信念，但不可脫離現實；要圓滑，但不能沒有個人主張。

在2012 年的香港管弦樂團，此人將會是新團長Igor Yuzefovich。假如指揮是高層、樂手是低層，Igor便是夾在中間的防火層，好讓偶爾發生的火災不至於燒到另一端去。

假如指揮是中央政府、樂手是香港市民，Igor則是特首，對着雙方都要擺出微笑（雖然曾蔭權總是板着臉）。

去年3 月，John Harding 因傷辭任港樂團長，為我們帶來了他。樂團替他改了個極漂亮的中文名，叫尤一弓。First bow of theorchestra，他自己如此演繹。

嚴格來說，他要到明年一月才正式成為港樂樂手的領袖──或引樂團CEO Mich ael MacLeod（麥高德）的比喻，「父親」。明年前，他還要繼續奔走美國與香港，一方面以客席團長身份在港樂亮相，一方面則為他現時的工作，劃上休止符。

他憶起那次演出，最後迪華特不得不硬拉兀自享受觀眾讚許的Igor回後台，才能收隊離場，惹來觀眾一陣哄笑。

Igor放棄了他現時在Baltimore Symphony Orchestra的助理團長及Lancaster Symphony的團長工作，也放棄了他在2004年親手創立的Monument Piano Trio。本已安排了幾場演出的，只好請朋友頂替。

「我們在某種意義上會繼續下去的，只是不會再如以往般頻密演出。」甫碰面，我們便聊起這個話題，「One of the sad things」。

除了Trio，Igor也放棄了他的家庭生活。他將要來到這一於他而言「異國情調僅次於埃及」（他是這樣看香港的）之「國際都會」，與其職業大提琴家父親，鋼琴家母親，還有高中時因肌腱炎沒有再彈鋼琴，現在是銀行家的姐姐，分隔着十三小時的時差。與Igor同行的，就只有他那唱聲樂的女朋友。

他覺得，家人都明白音樂界人浮於事，不會悲傷。

我們對話的場景，是文化中心的指揮休息室。這裏也是Igor受命為團長的場所。那是去年年中的事，最初Igor在報章上讀到招聘廣告，這讓他回憶起六年前曾到訪的那個地小人多的城市，那時他才出道不久，來港演一場Wedding Gig。香港管弦樂團——他記得曾經聽過這個名字，決定寄信一試。

來自各地的樂團在美國招聘樂手，多會在紐約或洛杉磯等大城市安排試音，然Igor的應徵信卻為他帶來一紙來港試工的邀請函。他首次與港樂合作是去年7月，演柴可夫斯基的《尤金．奧涅金》、《天鵝湖》和《悲愴》，由迪華特親自指揮。

演出完畢，觀眾熱烈拍掌，讓指揮三翻四次出入鞠躬致謝，仍不肯罷休。

這一幕在Igor腦海留下很深印象。他說，在美國，公眾對管弦樂團演出一般比較冷淡，誇張點說，有時「樂手還比聽眾多」。而這次演出，無論觀眾的人數與欣賞態度都令Igor驚奇。他憶起那次演出，最後迪華特不得不硬拉兀自享受觀眾讚許的Igor回後台，才能收隊離場，惹來觀眾一陣哄笑。

Igor才三十出頭，年少但不輕狂。他沒有新官上任三把火，也沒有進行大革命的藍圖。我和他談到與港樂首次合作演出的感想，他力讚港樂水準「絕對世界級」、「前途無可限量」、「極有活力，而且年輕」、「在美國已有譽為亞洲最佳管弦樂團之一」、「在新人事管理下，肯定會成為一個偉大的樂團（Huge Orchestra）。」好像吹水吹得太大了吧。我問他，何時聽過港樂演出？他有點猶豫，少頃，收細了聲量，囁嚅道，「I am sure I have heard itbefore，可能在車上聽收音機，不記得了。」「港樂呢.. 」他迅速組織合適的字句。「是一個很年輕的樂團，始終不會有很大名氣。你們亞洲更老年資的有東京愛樂樂團，它曾經有過很多大指揮家（當總監）。我們有大指揮家坐鎮的歷史短得多。」其實Igor不是擦鞋，他只是盡他的責任而已。代表樂團面對媒體，在公眾間建立樂團形象，是團長的工作。

Igor沒有對記者說樂團這個不好，哪個須要改善，他的加盟又可帶來怎樣的新氣象，是成熟的表現。自矜自傲的團長不是好團長。

今年是Igor第八年任團長。這些年，他與無數獨奏家合作過，也見過無數與他演得一樣好的小提琴家，風頭盡出，受聽眾愛戴、樂評家談論。團長則恰恰相反，低調得多。一首樂曲無論演得多好，九成觀眾只會歸功於指揮或獨奏家，還剩丁點兒心思的話，才會掀場刊，瞥一眼團長的名字。

但Igor仍然深信團長工作適合他。他心甘情願好像麥田守望者那樣，在觀眾為獨奏家喝彩時，站在其身旁微笑。因為對他而言，獨奏家犧牲太大了。物理上，他們不得不視飛機和酒店為家；情感上，他們的人生難以「建立」些什麼。他們不能「建立」美滿的家庭、真摯的友誼、與樂團戰友的親密感，還有音樂以外的興趣，比如Igor最愛的出海揚帆。

「我喜歡航海，喜歡綵排後回家，上車，二十分鐘後來到船上。我喜歡在船上放鬆自己，這對我來說比錢或什麼都重要。」為「建立」生活，Igor不介意分薄一點掌聲。

團長的工作是重要卻不起眼的。比方說，他要引領樂團配合指揮要求改變演奏風格。所以團長往往是樂團中對指揮家風格與能力最敏感的人。這些年來，Igor也鍛煉出話頭醒尾的本領。綵排時，他喜歡在指揮開口前便猜度他要說的話，這對Ig or而言既是一個小遊戲，也是好團長應做的事。

Igor見過最糟糕的指揮家。從團長的視角看，他們的問題常常是重視個人風格甚於音樂質素，毫無道理地破舊，卻不知如何立新。

「我不是容易認同新理念的人。」Igor說。他信任傳統，認為傳統之所以能成為傳統，自有其道理。對他而言，偉大的指揮家往往不是以新奇意念取勝，而是在每個人也在走的路上，走得更細心、更遠。

「指揮家一開始講個人特色，就出事了。」他說。「畢加索是顛覆了很多概念，但他是畢加索啊。」但他也不同意自己是保守派。他並非咬定傳統牢不可破，只是你得好好解答「為什麼」。他不介意嘗試新的演奏方法，儘管不一定喜歡。思想開放也是一個好團長的必備條件。不僅要自己開放，還得鼓動樂手一樣開放。畢竟無論樂團是否認同指揮的想法，始終是要乖乖作出配合的。

「我喜歡航海，喜歡綵排後回家，上車，二十分鐘後來到船上。我喜歡在船上放鬆自己，這對我來說比錢或什麼的都重要。」為「建立」生活，Igor不介意分薄一點掌聲。

當然雙方總有發生衝突的時候。「音樂家可以很固執的。他們個個接受過多年訓練，對音樂有一套獨特看法，而且堅定難移。」一旦指揮與他們的本意偏離太遠，樂手便容易心生不服。這時，Igor的工作是尋找箇中的中和點。「很多時候，彼此不合的其實只是一些小事。只要找出這一點，大家也就能妥協了。」他徐徐道。

話說得簡單，這事無疑須要極高EQ才能辦妥。事實上，樂團中或許就只有Igor 不可以有藝術家脾氣。樂手稍有不滿，可以拂袖而去，大不了東家唔打打西家；藝術總監、總指揮心情不好，也有板起臉亂罵人的。團長則萬萬不可，他只可以做消防員，哪處有怒火，他就要微笑着撲滅。

他不介意賣笑，不介意做和事老，對很多藝術工作者而言幾近心靈折磨的人事和管理工作，他也不介意處理。「你得知道，管理的好壞對音樂質素是有決定性影響的。」「要是你介意，便肯定當不了團長。」他如是堅定說。

▌Igor Yuzefovich Profile 俄羅斯人，1979年生於莫斯科一個音樂家庭。

五歲開始習小提琴，其後入讀Gnessin Music School。十二歲移居美國，後考入Peabody Conservatory，並在該校取得音樂學士與演奏文憑。2004 年創立Monum ent Piano Trio，現時成員為Igor、Michael Sheppard（鋼琴）與DariuszSkoracz ewsk（i 大提琴），同年任非職業樂團Lancaster Symphony團長，翌年加入Baltim ore Symphony Orchestra，任助理團長。

2011年9月，香港管弦樂團新樂季開鑼，同時宣布Igor將於明年1月正式出任團長一職，合約至2012-13年樂季結束。

撰文：楊天帥gyeung@hke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