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上我鄙視的人 —— 本土影業對中港合拍片的欲拒還迎

2011-01-31

愛上我鄙視的人 —— 本土影業對中港合拍片的欲拒還迎

亞洲電影大獎公布提名那天，記者甫收到名單，便翻看起來。

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中國、中國、南韓、泰國、日本、日本……哪裏都沒有「香港」。一直到最佳女主角一欄的末項， 才有楊紫瓊——《劍雨》——中國╱香港╱台灣。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課程主任朱耀偉教授素來關心香港電影發展。他撰寫的論文《一國兩文化？1997 後香港電影與合拍片》（One Country Two Cultures? Pos t-1997Hong Kong Cinema and Co-productions），質疑奉行一國兩制的香港在電影上、文化上未能保存「港味」。

「《如果．愛》中，金城武這樣說過吧？ 『我竟然愛上一個我鄙視的人』。

」朱教授說。他擔心，不必等到2046，香港文化已趕在政制前被內地完全同化。

港片墮惡性循環

香港電影工業近十多年一直走下坡，人所共知。然而，這個「下坡」到底斜度如何？這裏有數據可供參考：1992年香港（包括合拍片）電影票房收益達15 億港元，2006 年只餘下僅3 億元。

電影學者David Bordwell 曾在Planet Hong Kong 一書中形容「香港電影出口量曾僅次於美國，是東南亞電影市場王者，其威力甚至破壞了鄰國整個電影工業」。由此可見，今昔相比，是如何不能同日而語。

朱教授認為，本土電影衰敗的其中一個原因，在於跌入惡性循環中。循環起點是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加上盜版猖獗，嚴重衝擊了香港電影。製作人與投資者為保證票房收入，只能選擇特別賣座的類型片，如喜劇、警匪片等。台前幕後也好，新人盡量少用。久而久之，觀眾對香港電影感厭倦，更不肯購票進場。

「對許多觀眾而言，香港片甚至成為『娘』的標誌。就好像從前的粵語片，今日都叫粵語『殘』片了。」於是，香港人寧可選擇投入外語片的懷抱。這樣一來，香港電影就更見弱勢了。

與此同時，一種新興製作模式興起，令不少香港電影工作者視之為走出惡性循環的出路，這便是中港共同創作。

中港合拍挽頹勢

首齣中港合拍片是1964 年的《金鷹》。當時內地未提倡改革開放，中共政府對合拍片嚴加限制，至八十年代初，依然只有左派電影人才可與中國合作。是以當時大廠如邵氏、嘉禾等對合拍片並不熱衷。其時香港與中國合作的原因，主要在取內地場景以給觀眾「異國風情」之感。如1983 年在故宮、頤和園、碧雲寺拍攝的《垂廉聽政》便是一例。

九十年代，內地第五代導演如陳凱歌及張藝謀等，創作時卻起用香港明星，促進了合拍片的發展。如1993 年的《霸王別姬》，就由陳凱歌執導、張國榮主演。

此外，香港武打片曾盛行一時。此類電影須用大量中國場景，亦為合拍片創造了更多機會。

合拍電影的數目從1997 年的七套增加到2006 年的二十六套，CEPA 功不可沒。它放寬了中港兩地合拍片的限制，令電影工作者創作空間大增。是以CEPA 推出的2003 年前後，合拍片的數目增長了整整一倍。

中港合拍電影改變了香港電影生態，是不庸置疑的。然而這影響是好是壞，則難下定論。有人說要是沒有合拍片，本地導演恐怕連開戲的機會都沒有；朱教授則認為，合拍片為打入內地市場，顧及內地口味，不得不放棄港產片的原有特色。

「我看《長江七號》時，真的有點心痛。十幾年來第一次看周星馳沒有笑。」朱教授道。「我覺得這個周星馳不再是以前的周星馳了。為了內地市場，他變得很不『香港』。

」說完他又補充： 「有這種感覺，或許是因為我們（這一代）老了吧。」

為內地放棄港味

朱教授認為，今日的本土電影工業沒有新晉電影人的生存空間。以香港的大影星為例，如周潤發、劉德華等，幾乎全是舊人。當他們這一代過去了，究竟香港還會否有「大明星」？

影評家文雋說，香港電影1997 後轉變有三：一、打開了中國門戶，失去了香港市場；二、結合了中國文化，喪失了香港特色；三、贏得了國際聲譽，毀壞了香港招牌。

「不必很久，連『香港╱中國』都不會再有了，全部變成『中國』。」朱教授說。

「早前有篇英文報道，標題寫着Last flag down。它是指杜琪峯——他是從前最不關心內地市場、最能代表香港的大導演。然而最近的作品《單身男女》也以內地市場為目標了。」杜琪峯本人則曾在訪談中表示「堅守港片陣地」只是外界說法，喜歡留港拍片只因為自己「國語不好」。這是否事實的全部，不得而知。

對內地而言，與香港合作，最大得益無疑是學習到香港電影製作的高超技術。

朱教授認為，過去中國電影人無法獨力拍攝「大片」， 「但從去年的《風聲》可見，內地電影似乎台前幕後已不再需要香港人了。」「如此下去，香港只會變成中國電影出入口的門戶。」朱教授認為「中港合拍片終會演變成香港投資中國電影。

」他在論文中的一個比喻，令人印象深刻： 「陳果將來再拍的也不會是《香港製造》，而是《香港投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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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工作者還有「生路」可行嗎？

朱教授認為，如要令香港電影出現轉機，政府的干預至為重要。「不過我這樣說準又會捱罵。很多人推崇自由市場，他們說既然七、八十年代香港電影也是在自由市場中蓬勃，現在也能在自由市場中蓬勃下去。」「不過不要忘記，今時不同往日。環境不同了，當時是時勢做英雄，今日面對內地電影工業興起，我們很難講『以前』。」2007 年陳可辛電影《投名狀》獲台灣金馬獎最佳電影及最佳導演，發表的得獎感受令朱教授感觸良多： 「陳可辛說『為中國電影努力』─為中國固然好，但也要有人為香港呀！」訪問中，朱教授在「想當年」與質疑自己「太『老餅』」的漩渦中反覆打轉。「回想八十年代，我們在電影、音樂等流行文化中有自己的聲音。電影院雖充斥着商業化的爛片，但亦不乏佳作─況且就算爛，都爛得好有活力。」「現在我看不見這種活力了，香港人的文化身份認同，也會隨着這一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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