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菜園村藝術節 —— 尋找社運與藝術的共生關係

2011-02-07

記菜園村藝術節 —— 尋找社運與藝術的共生關係

先祝讀者諸君兔年事事順心，身體健康。新年伊始，香港文藝圈便因菜園村的「新春糊士托．菜園滾滾來——大型廢墟藝術節」（下稱「新」，年初三至四舉行）鬧得熱哄哄起來。它打着「人地情無價．菜園情未完，有家有文化．處處藝術村」的旗號，以向村民拜年、給巡守隊打氣及支持他們自行規劃新村為目的，邀得龔志成、莫昭如、廖偉棠、MC 仁、周兆祥、活化廳、好戲量等重量級人馬及單位參與。其陣容與聲勢，實屬近年罕見。

「媒體令社會對菜園村議題的關注，多集中在衝突上。」活動策劃之一的Jenn y Li說。

「說到社運，很少人會把它跟藝術連結在一起，但我們（社運參與者）當中其實不乏做藝術的人，大家都覺得在菜園村議題上還有很大討論空間，亦希望借此機會探討文字與影像以外的語言可能。」Jenny 表示，主辦方特意邀請不同範疇的藝術家參與，以讓他們透過各自的專長發表聲音，進而擦出火花，互相輝映， 「為把議題引伸至更多層面」， 「讓整個藝術節像煙花一般燦爛。」

村民支持公眾欣賞

Jenny 說，為菜園村搞藝術節的構思早已出現，只是環境因素一直不合，故未有實行。「村民也好、自己也好，早前都處於緊張狀態，未有心情安排公眾參與的大型活動。」「現在事情大多塵埃落定，我們希望一些未進過村的人來看看，讓他們知道，不是村民不肯離開，而是新村因事未建，舊居又被強拆，村民被用盡所有機器去趕走。」為期兩日的「新」中，有多達三十項演出、工作坊及展覽，熱鬧非常。參加者除青少年外，亦不乏一家大小、攝影愛好者、外籍人士，甚至情侶。也有人乾脆騎單車往返，把「新」當作單車遊的其中一站。

「哇，好多瓦礫啊。」望眼滿目瘡痍的妻子說。「哎，老婆，我哋香港真喺──」丈夫說到這裏，便被兒子打斷： 「爸爸，啲哥哥姐姐喺度做咩呀？」類似的情景隨處可見。

媒體報道菜園村的「事實」儼如羅生門，誰是誰非，難以分辨。「新」為市民提供了一個耳聞目睹的機會，讓他們得以加深了解這爭論已久的社會議題。

來訪者中亦不乏首次到菜園村的藝術家。記者在村中便遇見又一山人。他在遊村後，認為「新」是一種友善、溫和、正義的意見表達方法。「解決社會矛盾不一定要暴力流血。這活動是一個好例子，告訴香港人如何在互相尊重與支持的同時抒發己見。」菜園村居民多對「新」甚支持，不少更參與其中，負責售賣食物、紀念品，及主持工作坊。在路上遇見主辦人及菜園村關注組成員，村民便會道賀： 「新年快樂！平平安安！多謝你哋幫手！」他們又跟公眾打成一片，主持小食攤檔的女村民談笑風生： 「全村最靚幾個阿姐喺晒度！

」整條菜園村洋溢着電視畫面難見的喜慶之氣。

當然這一片快樂氛圍亦夾雜着對權力機構的怨恨。村中滿目皆是人身攻擊特首曾蔭權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的海報、漫畫和標語，內容多謂二人欠缺人性。

另亦有批評指地產商與港鐵為求賺錢不擇手段。

對於拆卸工人，藝術家則似乎意見不一。既有人認為工人亦屬於基層市民，與村民同是受害者，亦有人稱他們「打人」、「比黑社會更黑」，與曾蔭權、鄭汝樺同樣「無人性」。

「新」亦為支持菜園村民者提供了一個表達意見的空間。社運人士朱凱迪便在其中對參觀者解釋事件始末：村民為何仍未遷走、路費問題的前因後果、何謂生態池等。其坐鎮的「菜園新村展」站滿了聽他解畫的人，不少聽眾邊聽邊搖頭： 「嘩，政府有無搞錯呀！」

藝術節無異見聲音

社運與藝術創作的關係自古就密不可分。

以文學為例，希臘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Aeschylus）塑造普羅米修斯（Prome theus）表現不向暴君屈服的意志；詩人但丁（Dante）年輕時曾因參與政治活動被流放二十多年；法國作家雨果（Hugo）除文學創作外，亦不斷發表支持共和的演說，更用其作品《懲罰集》的版稅購入三門大炮送給國民自衞軍。

藝術是話語以外的表達方式，它有助人們理性及非理性地多元理解社會議題，對平衡泛濫的主流聲音、打破一元論述局面具莫大作用。

早前《明報》社論〈菜園村很特殊，但不應享有特權〉一文，惹來社民連在報館門外焚燒報紙抗議，指該報抹黑菜園村民和扭曲事實。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菜園村支援組成員葉寶琳亦撰文反對，望該報「是其是非其非」。《明報》刊登此文，並由總編輯張健波回應，堅持己見。社會對菜園村議題意見不一， 「新」主辦單位又是否接納欲以藝術表達「異見」的「人士」？

「參與這個活動的藝術家，當然支持村民啦。」Jenny 回應。

「他一來面對大批支持者，二來看着被拆爛的房子，如果他（異見者）還要（把反對聲音） 『爆』出來，我真是服了他。他要是不會覺得不好意思，硬要來『踩場』，我們也不會打死他的，還很歡迎哩。」「不過他既已感受過四周的氛圍，眼見菜園村已弄至如此，還要『踩多腳』，好大勇氣啊。」社運與藝術必須立於一個微妙的平衡點。它源於民眾所受的疾苦，忽略這種時代的呼喊，藝術容易變得淺薄無力；逼迫藝術為社運服務，則不僅會令藝術變成「偽術」，更會令社會失去生機。

Jenny 坦言，有抗爭人士認為藝術家的職責是為社運服務。「例如要求『我們在喊完口號後靜下來了，請你唱首歌』或者『我想吸引更多人注意，請你演齣劇』。我一直很抗拒這種模式。」

藝術不為社運服務

「這個問題在台灣已出現一段日子。搞出版、戲劇的人會問，為什麼我要服膺社運人士？」Jenny 說。「另一方面，近年每次社運也是藝術家深思生存狀態問題的契機。社運是藝術家創作非常重要的意念源頭。」藝術與社運的來往關係應當如何？這問題不易回答。

Jenny 亦坦言「當警察就在前方，很難高呼『我的音樂獨立』。」在這個意義上，她認為「新」為藝術家提供了一個退下抗爭火線，表述意見的機會，有助平衡藝術與社運，不讓一方主宰另一方。

藝術家的訊息發出了，群眾如何接收？他們會否在「新」過後，更關心菜園村，或者更關心藝術？他們又會否對菜園村議題的是非對錯有較獨立的判斷？這些都是未知數。

可肯定的是， 「新春糊士托．菜園滾滾來—大型廢墟藝術節」為新一年帶來了討論的新開始。

楊天帥